寓言课上的预言

李克南

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姜琳，正在给孩子们讲寓言故事《乌鸦和狐狸》：一只狐狸见到乌鸦嘴里衔着一块肉，就赞美乌鸦羽毛漂亮、身材健美，并说要是再唱支歌那就更可爱了。乌鸦心里高兴就开始唱歌，可是刚一开口，嘴里的肉就掉在了地上，狐狸叼起肉得意洋洋地走了。

姜琳讲完故事的寓意，让大家做练习，她说：“同学们，请你们每人对受骗的乌鸦说一句话。”几乎每个学生都是按老师的暗示对乌鸦说，以后别再虚荣了，听了恭维话就得意忘形，要接受教训。只有一个名叫董玉素的胖乎乎的女孩说：“乌鸦，你别难过了，再吃肉时我分给你一块。”

小女孩说完，班上同学一阵哄笑。姜老师说：“你这个孩子，是非不分，就像《农夫和蛇》那则寓言里讲的农夫一样，将来走到社会上非吃亏不可。”小玉素心里不服气：乌鸦受骗心里正难过呢，它这个时候一定最需要好朋友的安慰了。

接着，姜老师又说：“大家再想想，如果乌鸦和狐狸再见面，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同学们抢着回答：无论狐狸怎么夸奖乌鸦，乌鸦就是不理它，最后，狐狸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老师说：“同学们回答得都很正确。”这时，一个小男孩高高地举起手说：“狐狸是狡猾的，它不会再重复老一套办法了。”老师问：“那你说会怎样？”

于是，那男孩绘声绘色地讲道：“狐狸再一次见到乌鸦，就对乌鸦说：‘乌鸦老弟，上次我骗了你的肉，真是对不起，我妈妈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我，要我再见到你时，一定要向你道歉，如果你不肯原谅我，我就站在这里不走了。’乌鸦见它说得很诚恳，就对它说，‘狐狸大哥，我原谅你了。’乌鸦一说话，嘴里的肉又掉了，狐狸赶紧跑过去把肉抢了过来。狐狸正要把肉吃下去，忽听乌鸦在树上哈哈大笑，‘臭狐狸，这回你死定了，我在肉里下了毒！’狐狸一听，连忙把叼到嘴里的肉吐出来，跑向不远处的小溪边，不停地用水漱口。这时，乌鸦从树上飞下来，不慌不忙地叼起地上的肉飞走了。”

小男孩讲完，班上的同学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姜老师也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说：“吴宝河同学想象力很丰富，故事讲得也很精彩。好好努力，日后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转眼2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老师姜琳，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特级教师。

这天，她作为教育界知名人士，应邀到一所监狱，为那里的服刑人员作帮教演讲。到了那里才发现，一同受到邀请的还有本市享有很高声誉、由下岗职工组成的“三实”家政服务公司的女经理，她就是当年那个安慰受骗乌鸦的小女孩——董玉素。让她料想不到的是，演讲结束，代表监狱服刑人员发言的那个穿着囚服的人，竟是她当初预言会成为作家的吴宝河。

两个身份悬殊的人同时叫她老师，让姜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听了董玉素介绍她的“三实（诚实、踏实、朴实）”公司经营理念，以及她对服刑人员充满关爱、鼓励的话，姜琳老师突然明白，当年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小女孩，不顾老师提示的所谓正确答案，去安慰寓言中被讽刺、嘲笑的对象——乌鸦，这是多么可贵的童心、爱心！而那个年纪小小，连狐狸都敢骗的孩子，所表现出的那种“智慧”后面，又隐藏着多么可怕的东西啊。这孩子生活在怎样的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狡诈的心计？自己当年怎么就没有想过呢？

（《小说选刊》2007年第10期〕

神是什么样子？人造出的神与鬼，不论多么狰狞，也不论多么恐怖，本质大都是人模人样。

在史前艺术中，有一些半人半兽的艺术形象，不论是绘在彩陶上的或是刻画在器物上的，这样的形象都被我们认作是神面，是神灵人格化的偶像。这样的神面，表现有特别的恐怖感，你觉得它像人，但并非是人。神面的狰狞模样，在史前艺术的表现上大约是一个通例。圆瞪的大眼，龇出的獠牙，恐怖之态令人惶惑。这样的神面，是史前人制作的神灵的简化图形，它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头面，而是以头以面代表神灵的本体，头面是神灵完形的一个象征，是一个简约的造型。

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有像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那些神面，神面装饰在一些玉牌、玉钺和玉琮等礼器上，神面刻有向上与向下龇出的獠牙，显出庄重与威严之感。从良渚人制作的神面看，有的神面是有体有面的完形，而大多都是简化的只有嘴与眼的脸面。大量神面都是这样简化的结果，而最经典的简化，就是最后只留下了神的一双眼睛。

若干件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传世品玉神面，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一些藏品，如美国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也都有龇牙瞪眼的模样。这些收藏品的年代并不容易确定。

新近在山西曲沃羊舌村西周晋侯大墓中出土了一件神面玉饰，玉神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臣字形大眼，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这样的一些玉神面，虽然多数都有冠饰，有的甚至还有包括珥饰在内的细致刻画，但都只是一个头像，也都是合于以头代体的神灵图像制作传统。

当然更早的发现，是湖南黔阳高庙遗址陶器上刻画的神面。那神面的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也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狰狞之态跃然眼前。这样的神面年代早到距今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史前陶器上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神面刻画。这个神面已经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獠牙的嘴；这与后来的良渚文化显得不同，良渚人简化的神眼已经没有了狰狞的模样，而高庙人简化的神面因为獠牙尚存，依然显得狞厉。

史前狰狞的神面，也偶尔出现在彩陶上。半坡文化的彩陶上见过这样的神面，不过以往研究者似乎不大在意这个发现。在临潼马陵遗址的一件陶瓶上，绘一戴着尖顶帽的神面，一双圆圆的大眼，宽大的嘴角向上龇出一对大獠牙。神面的左右，还绘有一对倒立的大鱼。这个属于半坡文化的彩陶所绘神面纹，与高庙下层文化以及良渚与龙山文化中的神面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偌大的獠牙是其共同的特征。不同之处是那两条附加的鱼纹。它告诉我们，半坡文化这样的神面，一定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与鱼崇拜有关。

将动植物人格化，这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这样说来，人面鱼纹还真可能是半坡人心中的神灵形象，是什么神格，会不会是水神，或是其他?

“生活美学”既是最古老的中国美学主流，也是最新颖的全球美学新潮。“生活美学热”不仅出现在东方，它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金球范围内兴起的世界美学主潮。如此一来，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最前沿的美学理论，形成了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也形成了一种互动关联。“生活美学”对于西方美学而言也是一个最新的思潮，他们并没有这种将生活审美化的悠久传统，尽管他们的艺术传统非常久远。我们现在常说的“艺术”实际是来自文艺复兴的西方概念，乃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中国人接受艺术的概念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有诗、画、舞、乐和建筑的分类传统，但是从没有一个大的总体艺术概念将之统合起来。应该说，中国古人强调生活美化的传统，才是更为悠久的传统，各个艺术的门类都被包孕在生活之内。

书法就是最显明的例证，书法在古代从来没被视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而是与生活直接贯通起来的。近代开始，书画才成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因为自西方引入艺术概念之后，东方人很自然地就把文人书法置于艺术的顶端。然而，直到明代才出现“书家”这种身份，从王羲之、颜真卿到怀素的时代，都没有把书法视为纯粹的艺术门类，他们的作品也不是正襟危坐在那里进行创作，而就是包孕在日常生活实用化的信札、便贴、序言、手稿、祭文等等之中。我们发现，书法其实作为文人的日课，日常书写才是其根基，书法从古至今都没有脱离生活，道理很简单，书法之“书”不过就是写汉字，写出了一定的法度并变得美代才使得书成为“法”。

“生活美学”在中国，具有世界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广度与深度，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就是“生理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饮茶等等，饮茶在东方传统当中不折不扣成了“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茶道”的艺术。第二乃是“情感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议之“情”的，交往之乐趣就属此类，如闲居、交游、雅集、人物品藻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的性质。第三则是“文化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义之“文”的。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精髓，如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琴、曲；但是文化在古代中国亦很重要，园林苗圃之美，博弈等游艺之美，游山玩水之美都是如此。

“生活美学”乃是根源于中国本土既植根于生活又超逾于审美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生意盎然的“活的传统”，它可以为世界提供一种东方“生活美学”的最佳范本。

（摘编自刘悦笛《生活美学：闻释美好生活之道》）

在很多人看来,诗歌翻译是所得不偿劳的事情。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甚至干脆地说,诗一旦被翻译,就面目全非。至于中国古诗西译的艰难,就更显得触目惊心,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古诗不能翻译的议论，也是纷纭不已。然而这种意见显然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于翻译这种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更需要的是对其可能性的细致探讨。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容易读到中国翻译家对古诗西译的意见,我们也更容易相信,凭借母语和文化上的优势,这些翻译家更有资格来分析古诗传译的成功与局限。这种认识其实很值得反思,在北美一些大学有关东亚文明的课堂上,有一本小书经常被当作重要的参考,它正为上述反思提供了有趣的视角。

这部小书,是由美国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与墨西哥著名诗人帕斯合著的《阅读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书中汇集了1980年以前西方对于王维《鹿柴》一诗的十六种译文,其中包括十三种英译、两种法译、一种西班牙语译文,温伯格对之一一作出点评。此书作者温伯格,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曾大量翻译过帕斯等拉美作家的作品；在中文方面,他与人合作,译有北岛的诗集。

与坚决否定翻译的意见不同的是,温伯格认为诗是值得翻译的:“伟大的诗作总是被不断变形,不断翻译,一首诗倘若只能原封不动,那它就无足观。”这不是翻译家对自身职业的偏袒,而是出于对翻译的独特认识。温伯格提出,翻译其实是一种阅读阐释行为,正如任何阅读阐释都因为要融入阐释者的智性与情感因而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阐释一样，翻译也将因为翻译者本身条件的差别因而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翻译。任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和原作交流的方式,温伯格对自己点评的各种译文,以并列的方式提出,其中不仅各种语种的译文并存,佳译与劣译共在,甚至以汉字和拼音写就的原作,以及用英语逐字一一对应的译作也作为三种方式并列其中,所以此书以“十九种方式”命名。将翻译视为阐释与交流,而不是对原作的存真复原,是温伯格异常鲜明的看法,这也许就是他身为西方人,而自信可以点评古诗西译之得失的重要原因。在温伯格看来,翻译中重要的是译者与原作进行阐释与交流的能力,而单纯文化背景与语言习惯的熟稔,倘若不能融贯于生动的交流之中,就未必是可称道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