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津处一片蒹葭

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305篇，最爱就是这首《蒹葭》。蒹葭二字似乎天生就是给诗歌作题目的，在纸上写，耳边听，嘴中念，心里想，都那么美，那么可思而不可言。这两个带草头的汉字也特别像身段娇好的美人，还带着那么点山野气，露水味儿。

②《蒹葭》是那种很彻底也很孤绝的诗，“诗无达诂”“诗不可译”之类的话仿佛是为这类诗量身定做的。谓予不信，可试着改动或删除它一个字，你会发现，一整首诗都会喊“疼”！这样的诗注定是一个谜，公然挑战我们的情商和智力。古往今来，对这诗的解读早已成为一大悬案。譬如《毛诗序》认为这诗是讥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也”。《诗本义》的解释更有趣：“所谓伊人者，斥襄公也，谓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适，欲逆流而上则道远而不能达；欲顺流而下则不免困于水中，以兴襄公虽得进列诸侯而不知所为， 欲慕中国之礼义，既邈不能及；退循其归，则不免为夷狄也。”“美刺”的传统固然肇端于《诗经》，然诗歌的本义一旦被坐实，赏读的趣味便要减半。还是朱熹老夫子聪明，他在《诗集传》里说：“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闲闲一笔，不仅消解了上述诠释的权威性，也给《蒹葭》的多元解读另辟了一条蹊径。

③蒹葭，是长在水边的芦苇。芦花色白，何况一大早还打上了一层如霜的白露！想象里，那长满蒹葭的水边该是一处野渡吧，没有板桥，没有扁舟，当然也没有鸬鹚，隐隐约约的雾，在水一方的人，如真似幻，扑朔迷离。那是一片亘古的迷津，在汉字里疯长了几千年的芦苇摇着头，逗引着那些“会思想的芦苇”纷纷加入这场“猜谜游戏”。

④上文学史课，每次讲到《蒹葭》，不免要问：“这是一首什么诗？”学生多半以“爱情诗”对之，殊不知古人眼里，爱情的地位远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大。不过读到一个“情”字也很了不起，应予肯定。然如果是写爱情，那也不是两情相悦，而是单相思。诗人和他的对象“伊人”实在离得太远，“在水一方”说的就是“距离”。而且，两个端点之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水，阻挡牛郎织女的银河不也是另一种“水”么？窃谓诗的美感一多半便是缘于这“距离”的营造。如果“伊人”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真的还能兴起美感和追求的冲动么？写“距离”只是第一层。接下来的“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则是写求索过程的艰难，惟其艰难才乐此不疲。“过程”的终点是“结果”，可一旦有了“结果”，会怎样？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其所有的悲壮和崇高正来自于石头推到山顶又会落下来。“宛在水中央”的“宛”字极妙，不仅渲染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意境，也附带让这“结果”永远地悬置起来，成了钱钟书所谓“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结果”的未知既是一种缺憾，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言的美丽？

⑤进而想，这难道仅仅是写爱情吗？理想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宗教所谓“彼岸世界”，这些对人生“此在”困境、“彼岸”虚无的一种哲学表述，亦可作如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蒹葭》不仅写了景，抒了情，还言了理。要说“朦胧”，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朦胧诗吧。

⑥我想，中国人应该会背这首美感和哲思兼善的《蒹葭》，将这首诗刻录在大脑的硬盘里，就是出国了也不会走失，情绪低落时吟哦一遍，灰暗的天空说不准就会明亮起来。因为这是地道的母语，也是我们民族的徽标，文化的基因和灵魂的胎记。

（全文有删改）

从开始创作至今，我大约有五百首的歌词作品，所谓中国风的歌曲大概只占总创作量的六分之一。但大家对我所创作的歌词作品印象最深刻，或者说最容易引起讨论的，也恰恰是这些“中国风”创作。

大家关注这六分之一的中国风作品，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调性很“中国”，带有浓郁的文化识别度，而这种文化识别度使之与其它流行音乐区隔开来，形成我个人的风格。

首先，我们应该先论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指某一个特定族群在一个自然的地理环境下世代共同生活所累积出来一个相同的价值观、生活习惯以及族群归属感跟信仰的认同。文化表现出来的形式为语言、文字、饮食、服装、节庆、建筑、信仰、艺术等等，而艺术又细分为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和第八艺术电影。简单来说，一个民族其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总和，被称为文化。譬如，《烟花易冷》中有三“等”：容我再等，历史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而《青花瓷》中有三“惹”：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这里的三“等”、三“惹”，用的就是修辞学里的排比。这样的歌词文字一经翻译，里面的词性转换，与拟人化、排比句所营造出的词意美感将会尽失。一言蔽之，文化就是翻译间流失的东西。

那什么又是文化识别度呢？面临某一个具备文化符号属性的事物，不需要特别的文字和言语解释，以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就可以判断出这是什么文化属性的东西，就叫识别度。以建筑为例，建筑是城市的文化名片，无论是烟雨江南的徽派建筑、闽南式建筑、山西的平遥古城，还是日本的天守阁、哥德式教堂、德国新天鹅堡……这些都具有文化辨识度。每个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美学和文化土壤，这是多元文化的意义。文字可以说是文明的开始，承载着知识的传递与族群间沟通的任务。相较于其他的文字系统，汉字具有独具一格的文化识别度，超越了时间、地域与方言。一块两千年前的石碑在中国出土，中学生就看得懂，全世界几乎只有汉字有这个魅力。汉字千古不移的存在，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互联网时代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其无远弗届，不须特定地点，不须超大的空间，同步及时的传播特性，使其成为当下这个时空背景，推广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选择。以往的传统文化推广，可能是一个书法展览、一场古琴演出，或者一出京剧表演，这些都只是点的效应。但互联网具有穿透性的整个面的优势，这一点没有任何载体可以比肩或取代。

但同时，一个好的平台，如果只是发表的管道畅通，并不意味着其会有好的传播效果。所以，以何种形式包装与行销传统文化，是当下的最大课题。多年前，我曾受邀到北京故宫讲座，主办方给我的题目是：如何让年轻人亲近传统文化。这个议题预设了年轻人不亲近传统文化。那么他们亲近什么呢？他们亲近通俗文化。电视、电影、戏剧、小说、游戏以及流行音乐，都是所谓的通俗文化。换言之，如果想让传统文化获得通俗且受众层面广泛的影响力，就可以用通俗的方法去推广。譬如，我在筹备一部以书法为戏剧元素的网络剧，籍由通俗的戏剧张力与贴近现实生活的人物故事，带出传统书法的文化内涵与质感，用戏剧的手法让大家认同书法，并从戏剧中重新发现书法的美，重新认识这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最具文化识别度的汉字书法艺术，为这千古不移的书写形式而感到自豪。因此，让传统文化用通俗的方法获得通俗的影响力，这应是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化重获新生的途径。

废墟上的雄鹰和蝴蝶

迟子建

①在墨西哥城国民宫观看壁画大师里维拉的作品，那斑斓的色彩，汹涌澎湃的气势，立刻让你觉得你与大手笔相逢了。这数十米长的巨幅壁画，向我们展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墨西哥民族历史的风云画卷，画面上刀光剑影，战马、铠甲、长矛、弓箭、炮火、枪支，硝烟，向我们讲述了不同时代的血雨腥风。相比于这些充满了战争意味的壁画，我更喜欢二层回廊的几幅作品，那里有头戴花冠的神灵，染布和造纸的妇女以及持锹种玉米的男人。环绕着他们的，是火山、庙宇、水渠和树木。这些风景和人物，好像沐浴在晚霞中，给人无以伦比的安详感。 

②那一瞬间，两个里维拉站在了我面前，一个是拔剑怒吼的斗士，一个是柔情似水的诗人。

③里维拉不仅仅因为他的壁画在墨西哥家喻户晓，还因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就是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和热爱的著名画家——弗里达·卡洛。 

④弗里达·卡洛出生于墨西哥，6岁时患小儿麻痹，18岁遭遇车祸，一根钢柱刺穿了她的骨盆，全身十多处骨折。这次事故造成的恶果，使她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三十多次的手术。然而病床和轮椅并没有囚禁她，卡洛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她在自己的蓝屋中作画。蓝屋是卡洛的出生地，也是她的死亡地。卡洛的作品，大多诞生在这里。蓝屋外的墙壁是一色的海蓝色，花园里生机盎然。这亘古常青的海蓝色和这绿树红花的花园，对比起卡洛伤残的一生，总让人有些压抑和忧伤。

⑤展厅里有很多幅卡洛不同时期的照片，她那几乎连成一体的漆黑浓重的一字眉、深沉明净的大眼睛、似笑非笑的唇角、微翘的下巴，看上去是那么的坚毅、高贵而冷艳。卡洛因为不堪病痛的折磨，依赖上了烈酒、香烟和麻醉品，它们像火焰一样为她照亮了画布时，也让她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又一次静静的焚烧，将她无声地推到了悬崖边。同行者中，有人在寻找那幅几乎成为她的代表作的《断裂的脊柱》，可我不想再看刺中卡洛的钢柱，不想看她的眼泪和遍布于身的钢钉，因为已看到的画作中，她那裸露着的滴血的心脏，身上横插着的箭矢，以及那哀怨而不屈的眼神，已深深刺痛了我。

⑥1954年，她画了《生命万岁》。画面是剖开的西瓜，汁液旺盛，鲜浓欲滴，那些满月、半月和锯齿形的刀痕，触目惊心。与其说这是一幅静物画，不如说这是卡洛的一幅自画像。她的一生，正是这样，刀痕累累，鲜艳夺目。辞世的最后一天，卡洛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希望永不再来。”

⑦卡洛是不会再来的。她和她的作品，带着鲜明的个性色彩，无法模仿和复制，已成传奇和经典。卢浮宫收藏的首位拉美画家的作品，就是卡洛的自画像《框架》。卡洛的作品尖锐、深刻、如梦似幻，法国超现实派领袖布鲁东称卡洛的作品充满了超现实的意味，可卡洛说：“我不是什么超现实派，我画的只是自己，我所经历的一切。”这句掷地有声的回答，可以看出卡洛确实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天才。这也说明，任何的流派，对于天才的双足来说，都是可笑的小鞋。

⑧里维拉和卡洛，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废墟上的精灵。里维拉为了复兴墨西哥文化，在废墟上翱翔，以强健的翅膀，搏击出一片幽深广阔的艺术蓝天；而卡洛置身“废墟”上，在蓝屋里曼妙起舞，浅吟低唱……

（有删改）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沭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训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的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延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尊者、长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摘自胡申生《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