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的哲学追问

高春花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文明世界的两个空间实体，彼此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和互动关系。从哲学层面探究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合理性，对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城乡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结合在一起，整个社会呈现为混沌的空聚合体，没有城市也无所谓乡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临海城市”时就深刻揭示了城乡隔离的状况。城乡对立最初表现为乡村对城市的统治，住在乡村庄园和城堡、作为乡村社会代表的封建领主是城市的主宰，他们征收税赋、摊派劳役，行使城市行政管理权与司法审判权。

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城市生产方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优势，乡村被纳入城市生产体系。这种以城市为主导的城乡对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城乡对立也带来了诸如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等问题，并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乃至恩格斯所称的“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新的生产力将打破旧的城乡对立而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城乡关系必将由对立走向融合。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前世今生”为时空视域，科学分析了城乡关系由同一到分异再到融合的路径，体现了城乡关系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中国的城乡关系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金局，“三农”问题仍然突出。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存在着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共处于城乡空间，形成了空间极化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把握我国城乡发展实际，提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任务。一方面，牢固树立共同体思维，科学理解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的关系，积极探索“三农”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激活农村的内生发展动能。另一方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有效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升农村的“内在气质”和“外在颜值”，强健农村发展的“骨骼”和“如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集中反映了党对城乡关系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城乡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儒家“礼”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

中国人注重礼仪，我国古代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之说。这些传统礼仪都对后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仅特别重视一些传统礼节，比如婚嫁礼，祭祀礼和丧礼等等，而且中国人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特别注重礼节，懂礼貌。这也使得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得到了好评，为中国赢得礼仪之邦的美称。

儒家“礼”是基于人情产生的，这使得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情礼节，崇尚“礼尚往来”，当一个人收到别人礼物或好处后，总要回送或是给予其某种好处，以表明对对方的尊重和回报。由于礼学家对人情基本上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否认其合理性，又认为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裁制，所以顺人之常情外，还需要正己之情。因此，许多中国人都特别注重中庸之道，极力促使自己达成中庸之道。

“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使得中国人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他们看重人的等级区别。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制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在婚姻嫁娶中都要讲究门当户对，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的体现。虽然这种“礼”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尊老爱幼的性格。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国人对尊者的推崇形成一种崇尚权威，卑躬，谦虚的性格，并且特别能自律忍耐。宗法观念使得中国人群体凝集力特强，特别是使家族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在儒家“礼”中，男女有别的观念却使得中国的妇女性格和地位都边缘化。儒家礼教思想对妇女社会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女子必须“三从四德”这点也使得妇女对自身男尊女卑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基于上述观念的形成，中国女子的性格普遍比较温和，对男子有一定的依赖感，并且特别注重贞洁。

儒家“礼”看重学问，人的才识。所以中国人比较注重学问，富于智慧。儒家的文化既是治家文化，也是治国的文化。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在《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一方面把做人的思想、治家的文化与治吏的思想、治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其顺序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方面又把“修身”与“致知”联系起来，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治国者要注意学习，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治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也使得中国人讲究修生养性。

儒家“礼”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伦理的范畴，“礼”使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它不仅要求人们要尊敬长辈、老者，爱护幼小，诚实友善，同时还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规范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克己复礼”并不是程朱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克制自己的“低下”欲望，使言行合于道德规范，最后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特别能忍让，特别能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