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 进

司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lĺ(   )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无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qù(  )，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作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yùn( )色”。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

(选自《当代散文精品选》，有删改)

请过路吧，亲爱的藏羚羊

朱海燕

请过路吧，亲爱的藏羚羊，

欢迎“孕妇”来，不舞彩旗；

喜送“母子”去，不敲锣鼓，

这段青藏铁路又成“无人区”。

①昨晚，约有500只藏羚羊带着刚满月的儿女们，通过可可西里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向黄河源头的扎陵湖、鄂陵湖迁徙。

②为不惊扰这些可爱的精灵，可可西里至五道梁一线，铁路夜间停止施工，拔走彩旗，灯光休眠，机器熄火；作为高原生命线的青藏公路，过往车辆在夜间停驶3个小时。这里又呈现一种远古洪荒的宁静，只有高原的夜风为这群母子结成的队伍送行。

③潜伏下来的观察哨称：跨越铁路线，母藏羚羊若无其事，像跨过自己家的门坎一样；小羊羔紧依着母羊，流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惊喜。

④每年6至8月，藏羚羊集结成群，长途跋涉，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去完成一年一度的延续种群的历史使命。小羔羊满月后，再由母羊呵护着返回原栖息地。

⑤今年6月20日前后，两万多只雌性藏羚羊北上产崽，铁路夜间停止施工10天，为它们开辟通道。一个多月里，两万只小羔羊诞生在那块神秘的“天然产床”上。估计，从8月4日到8月15日，将有4万只大小藏羚羊跨过铁路安然回迁。

⑥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羊绒之王”之称，因此，也带来杀身之祸。近10多年，偷猎者大量涌入，每年有上万只藏羚羊遭到捕杀。1994年，保护区工委书记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太阳湖与18名偷猎者搏斗壮烈牺牲。

⑦青藏铁路开工后，环保理念渗透到建设者的血脉之中，青藏高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环保圣地。他们精心爱护每寸绿草，善待每一种动物。一年来，他们将五只失去母爱的小藏羚羊送到自然保护区机关，可爱的小宝贝得到妥善的保护。在他们的精神昭示下，没有一只藏羚羊在捕杀的枪声里倒下。

⑧这块拥有野生动物23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级动物有20多种的土地，正在恢复野生动物天堂的动人景象。

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党委书记才嘎说，铁路建设的一年间，藏羚羊增添了两万多只，到铁路建成之日，将由现在的7万只增至15万只。

⑩据悉：青藏铁路在设计中专门设立了动物通道。铁路建成后，不影响野生动物正常生活和自由迁徙。

(《中国铁道建筑报》2002年8月17日)

⑴记者为采访此稿，在海拔近4800米的可可西里生活近一个月，对藏羚羊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新闻发生时，又亲赴现场采访。作品发表后，引起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该作品为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获奖消息。

⑵这篇消息即以其题材重大、主题鲜明、可读性强、传播效果好而赢得评委们的青睐。这一作品的采写成功，亦为行业新闻媒体如何反映重大题材，写出有分量的精品，作了有益的探索和示范。只有深入社会生活的第一线，践行“三贴近”，才能采写出新闻精品来。从写作特点上来说，这篇消息文采飞扬，通篇透出一个“美”字。

（刘保全《一篇报道保护藏羚羊的美文——评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获奖消息<请过路吧 亲爱的藏羚羊>》）

以韩愈为镜

从维熙

①中国民俗谚语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泉则秀。这儿的山上无仙，江中亦无流泉戏水，但是地处潮州境内的韩山、韩江，却名贯广东大地，成为大海之滨一道奇异的人文风景。何故？只因为唐代文人韩愈被贬官离开长安后，曾在这儿当了不足一年时间的地方小官。他似乎比“仙”和“泉”更具有震撼和感召力量，使原本为他姓的山和水，后人将其统统改为韩姓：山易名为韩山，水易名为韩江。笔者应邀去潮州一所大学讲演时，在校园门前看见学校的门楣上，也刻着韩山师范学院的字样。一个唐代的文人，在贬官后的失意之时，居然用生命写下使江河易色的杰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其本身还是一首千古绝唱。因而我在潮州驻足的时日，留给我的不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怀古的咏叹，还从韩愈的曲线人生经历中，似乎找到一面为文为官之道的明镜。

②昔读《昌黎先生集》时，知道韩愈是河南河阳县人，号昌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其诗文磅礴隽永而名扬天下。此外，史书记载他还是一位正统儒理学家。因其一贯以孔孟之道，反对佛门道院之玄学，在唐宪宗十四年（公元819年），他担任监察御史官爵时，因上书皇权阻谏宪宗皇帝兴师动众去奉迎一块佛骨，而被贬官到粤海之边的潮州刺史的。笔者昔日曾读过他在被贬官的路上，马过秦岭时留下的诗句。此诗，是写给前来为他送行的他侄子的。其字里行间，除了透骨的悲凉之外，还咏叹地预言，他的一把老骨将埋葬于他出使的潮州瘴江。记得，我年轻时读此诗文时，心中曾充满了对韩愈的同情：韩文公何罪之有？不就是敢于批评皇帝吗，一纸谏文就遭发配潮州之噩运，不知他是否真的埋骨于潮州之畔的瘴江？直到此次潮州之行，才让我对韩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被贬官到潮州的韩愈，不仅没有葬骨于粤东的瘴江，说起来似乎是个神话，他在此为官的时日，这儿的江河易色，竟然统统改为韩姓，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精神震撼。

③纵观古代文人，被贬官者多多，凡是直抒其心意的文人，大都留下仕途失意被贬官和流放的历史。仅以唐代为例，文人中的李白、白居易、骆宾王、刘长卿、柳宗元、宋之问、张九龄、王昌龄、刘禹锡、元稹……但不同的是，他们在人生低谷中的行迹，却有着千差万别——可以这么说，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足迹，能与韩愈的生命旅痕媲美。这些文人雅士，大乌纱帽一旦变成小乌纱帽，多表现得心灰意冷，在自舔伤口中，写出些悲悯自怜的诗歌；而韩愈与众不同，尽管他在被贬官的路上，也曾写下“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自怜诗章；但到了潮州赴任之后，却将自身伤痛闲置一边，把庶民百姓冷暖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④笔者沿韩江而行时，江边有一座古亭映入眼帘。停车仔细观看，见亭内有一石碑，碑下压着一条鳄鱼石雕。当地友人为我解疑说，这是后人为纪念韩愈带领当地百姓的驱鳄之举，而建立起的功德亭。韩愈初到潮州上任之日，正是潮汕江河鳄鱼成灾之时，当时此地的黎民百姓，因为继承了远古的迷信传说，认知鳄鱼为水中之神灵；每到鳄鱼成灾时，都向江里投下屠杀了的牛羊猪狗等生灵，以求平安。韩愈一向尊重孔孟正统儒理之道，反对神鬼的玄学之说，便不顾疲劳地日夜游说于江水之边，宣扬除鳄才是自我拯救之良策。潮州自古为客家族人之领地，其族人把信奉神灵视为灵魂之全部，因而驱鳄之举步维艰。但生性执着的韩愈，一直不改初衷，在其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获得了善果，不仅将为害一方的鳄鱼驱之于海，让潮州百姓从“江神”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还以驱鳄为兴修水利机遇，打开引水浇灌之门，给封闭的沿江大地，带来五谷丰登的年华。因而，后人一直垂念其德政，在江边立起这个临江亭和亭内的功德碑。其影响之大穿越了时空，直到明朝嘉庆年间（1537年），礼部右谏沈伯咸，还特意在韩山写下了“功不在禹下”的碑文，以示对贬官到潮州后韩愈德政的崇敬。此为韩愈在粤东的肖像之一。

⑤尽管大唐时期，还属于帝王世袭的封建社会，但在唐律中已有不许“纳良为奴”的律条。但当时的粤东岭南，处于大唐版图上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韩愈贬官到此地时，该地盛行贩卖人口之恶习，地方志中留有“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的记载。用白话文解析，就是在饥荒之地，有钱人家能收贫穷人的全家为奴。韩愈到了潮州之后，以大刀阔斧之气势，更改这地区的千古陋习。此举比驱鳄更为艰难，因为鳄鱼是没有思想的低级动物；而脖子上顶着脑袋的人，无论是贩奴买方和卖方，都是有思维的活人。韩愈为此付出了比驱鳄之举更为艰辛的努力，一扫沉积于粤东的千年恶习。韩愈早有铭言喻世：“业精于勤荒于嬉。”他就是用这种不知疲惫的执着精神，而完成他解放奴隶的壮举的。据地方史料记载，韩愈此举开花结果后，曾有贫苦奴民称他为粤东岭南的“韩青天”。笔者翻阅过始自远古的人文资料，一个仕途败落的文人，能不顾自我伤痛而把疾苦黎民之痛苦放于其上，并拿出全部精力为其解痛者，华夏大地唯韩文公一人也！这是韩愈被贬官到潮州后的肖像之二。

⑥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是韩愈在八个月内的政绩。不知是他的时运不济？还是唐宪宗余怒未消？也许是二者兼有之故吧，他在潮州为官八个月之后，又被贬官到袁州当“芝麻绿豆官”去了。因而，当笔者登上韩山上巍峨的韩公祠时，不禁百感丛生：天下浪漫文人，多如天上繁星；天下无文采而缚于理性牢笼中者，更是不计其数；但将高度理性和超人文采集于一身者，可谓寥寥无几，而韩愈两者兼备，犹如平地上的高山。以文而论，文史学家评说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以理而说，他是个敢作敢为、荣辱不惊、视庶民百姓为父母的清官。该怎么形容才准确呢，他堪称中华民族官吏史上的一个奇人，又是人文星空中的一轮皓月！

⑦后人为了纪念他为文为人之德，在韩山绿色环抱中，为他修建了雄伟的纪念祠堂。据知，前国家领导人的胡耀邦，是从不到处随便题辞的，但他却在韩愈祠宇的石牌楼上，亲笔写下了“韩文公祠”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沿石阶攀登约百余米，即韩文公祠宇中的主殿，韩愈雕像之上悬挂着“百代文宗”的牌匾，两个古代侍卫模样的泥塑，站在韩愈两旁陪伴着他的英魂。沿山而上的长廊两侧，皆为唐代之后官人和文人对他的评说，始自宋代苏轼，一直伸延到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笔者统计了一下，总共四十块碑文，碑文以各种书体刻下对这位“百代文宗”的盛誉。至于潮州的本土人士，更是以韩愈曾在此地驻足为荣。与我一同登山的当地文联友人对我说：

⑧“千古中的文人至圣，从长安被贬到我们这儿来，成了我们这方水土至高无上的荣誉。”

⑨我说：“愿华夏大地的文人，能有韩文公敢言、敢行的文人风骨；愿那些文以进仕者，都能以韩愈为镜，照一照自己的形神！”

自然科学有一些定义、定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这种叫法，但每个学科在基本理论上都有些公认的原理，而且无论是实证性文字，还是理论著作，也都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引据的准确可靠，论证的充分，推理的严密，是所有的论文都应该做到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对于该领域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所有研究论文都应遵循的原则。

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的上做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科八股”的第一股，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

应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为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写的《序》中，对我的研究方法，有三点特予肯定。汤先生的第一点说：

推翻前人的旧论，创立自己的新说，这是学术界惯用的公式。“不破不立”，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我国千百年来的学术遗产，是不是也存在个“有继有立”的问题？亦即善于在继承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创立新说。这次我读逵夫的书稿，见他在不少的篇章里，首先是接受前人的学术遗产，然后层层论证，步步推演，结果竟得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其间，继承与创造，浑然一体，确实难得。

汤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国学根底深厚，又能吸收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学术的规范。他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的。我在屈原研究上受到汤先生多方启发，也受到鼓励。汤先生上面所指出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不是太好，但确实是我在研究工作中所长期奉行的原则。

其次，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予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对文本、作者的考订与探索为多，我都尽可能做到注明此前学者的看法，自己同意者加以引述、利用；不同意者如影响很大，便提出商榷，加以辩驳。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引述杨公骥先生之说四十余处，均已“杨公骥先生说”或“杨说”表明。其中《敦煌变文》校补部分，自己阅读之时写了一些札记，整理成文时，将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物都借来，一一查对，此前学者们已经谈过相同意见者即删去；意见有部分相同可资利用者加以引述，有所不同而不得不辩者，即加以辩证。

（节选自赵逵夫《古典文献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