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里的中秋月

中秋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夏官》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此处“中秋”，指“中秋八月”。《周礼·春官》载：“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唐人陆德明释曰：“祭日月，谓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春分朝日”是指春分时白天祭日，“秋分夕月”即秋分时夜晚祭月。秋分祭月的传统古已有之，但中秋节真正成为全民参与的世俗节日是比较晚的。根据梁代记载，南北朝时尚未形成中秋节。大约在隋唐时期，“中秋节”的节令概念才逐渐形成。到了宋代，中秋节成为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重大节日。

中秋节明显的节候特点是秋高气爽、皓空明月，主要的民俗活动是宴饮团聚、玩月游赏。宋代中秋节更是文人的良辰佳节，他们于此时雅集宴饮，玩月赏月，赋诗作词。节日的欢赏盛景和民俗风情在宋词中有充分表达，中秋节作词也成为重要的节日风俗活动。宋词中，写中秋节的作品约290首，其中绝大多数会写到月亮。

宋词里，中秋之月首先作为一种自然客观物象而出现，在词中营造纯净清雅的意境。如李光《水调歌头》：“风定潮平如练，云散月明如昼。”中秋夜晚，明月高悬，千里澄辉，万川映月，朦胧清静，尘世之喧嚣浮华都在天地间流泻的月光中荡涤澄清，人的内心也回到静谧平和的状态，“心与秋空一样清”，词人在皓皓月色中，在对自然的体味中悄然返入自我心灵世界，回归于一种本真、自由和圆融的人生境界。

从中秋节普遍的民俗心理来看，中秋之夜，圆月当空，月亮皎洁而圆满的客观特征与人们祈盼亲人团圆、世事圆满的心理相契合，所以宋词里的中秋月常有团圆的意喻，中秋月成为人们表达思念、寄托祝福的象征和载体，如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然而人世间常聚少离多，宋代词人多处官僚阶层，历经仕宦，转徙各地，中秋佳节，团圆之时，词人往往漂泊异乡，宋词里的中秋月有时也以黯然的面貌出现，其中寄窝游子客居他乡的孤独寂察之感，如范成大《水调歌头》：“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星汉淡无色，玉镜独空浮。”在词中借月表露自己孤独冷清的心境。而到了宋末遗民词人的笔下，中秋月的团圆之喻义，更是从一己的悲欢离合上升到家国的层面，江山易主，明月仍如旧，国家覆灭，明月仍圆满，这一轮明月引发的是词人深切的亡国之哀和故国之思。

宋词里的中秋月也常引发词人的宇宙人生感悟，承载了词人对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的深沉哲思，流露出深刻的时间和生命意识。如苏轼的中秋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以月为中心，上阙因月而生发天上之奇想；下阙因月而感慨人间之事实。宇宙苍茫，世事无常，明月亘古如斯，人生短促若寄，词中透露出永恒的悲剧意味和理性色彩。在宋词中，词人常通过中秋之月来表达个体层面对宇宙时空的迷茫和思考，展现丰富的人生意趣和生命体验。

（摘编自《光明日报》）

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不仅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而且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这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一一家国之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粱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初，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则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夫道，君子耻之”。就是指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笼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打着美学的旗号，实际上则是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数千年来，中国画历经发端、童稚、成熟、升华的漫长路程，由实用而艺术化，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呈现方式。

一幅优秀的中国画，常能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的点线皴擦、风姿绰约的笔情墨象、“似”与“不似”的意态呈现、冲淡玄远或冲突涌动的静谊视觉，形成强大的情感张力；足令观賞者衣带渐宽终不悔地展玩不巴的，正是画作中种种对抗而平衡的巨大张力所予人的艺术审美愉悦。

欣赏中国画，其要在意象、在技法、在韵致、在境界，其法在观物、在游心、在体道、在畅神。须紧扣意象和技法这两大介质，从物我、情景、形神体道等意象归纳和线条、形态、色彩、构图等技法剖析两途，层层倒遇，以迫近画作的风神和特质；透过画作的物化形态，体悟主导其意象创构和技法表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内核，即生命、节律、体势、气韵等主体价值，品味出画作的境界酒养之美。然而，就艺术而论，画作赏鉴或品评优劣，首在是否能令观者产生共鸣、打动其心，是否能使其从中捕捉并直通画家所欲传达的观念、思想、情绪，是否能令观者从中获得启迪与教益，而非“似”与“不似”。故赏画之先，观赏者必须知晓浸润、孕育中国画的中国文化的特质。这是欣赏中国画的出发点、落脚点和重大关窍。

若以人物、山水、花鸟画类，分而论之，则人物画所重之“传神”，即借由临摹直观可视的人物表情、眼神、形体语言、肢体动作、背景布局等，表现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求取以形写神之功:山水画所推崇的“诗情画意”，即借由，描摹山式、云雾的雄壮或秀美、粗犷或冷峻、俊逸或萧散之多元样态，力求景中寓情、情随景生、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独造，亦即以高、平、深“三远”的画面结构之法，与“计白当黑”的虚实处理之法，将大自然的美与文人逸趣紧密糅合；花鸟画所言之“石分三面”，实指阴阳两面与别开生面等的“道”和“理”，其中深蕴着“三生万物”的生命哲理。

中国人历来善于以已度物、将心比心，并以为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有情，万物趋灵”，正是以“人”的文化去体验“物”的生与化；所谓“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也是如此。为此，中国人常以“情”“趣”“势”“韵”“神”“气”等生命姿态的语汇来探讨艺术，中国人对是的认识始终融汇于生命运动之中。

由是观之，欣赏中国画，可循着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文学艺术特质以及中国画色彩魅力等途径，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三个阶段，退步展开、深入。要完成这一欣赏过程，需要般锐的直觉，需要情感与想象，亦需要理性的知识，需要中肯的判断。惟其如此，方能领略中国画的文化背景和气韵风神，陶冶情怀。

（摘编自杨明刚《赏画之法其要在意象、在技法、在韵致、在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