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月

陈 毓

掰着指头算，兵算出自己离开故乡五个年头了。他记得离开的时候，门边硷畔的迎春正爆出星星点点的黄。那黄就摇曳在兵心头这许多年。

兵的爹老了，于是筑长城的劳役，该兵这样的年轻人替代。兵无所谓，北方，是自己迟早都要去的，筑长城、守边，都一样。

兵不停走在路上，就把麦田走到身后，接着迎来了山，又走出了山，然后兵看见无边的枯草，到处都是草，风呼呼吹过时，草低低地伏下，臣服于风的力量之下。兵看见长城时停下，兵看见长城像一条蟒蛇，在平展展的荒草滩上蜿蜒伸展，直到兵目力不能及的地方，兵现在来延展这条蟒蛇的长度。

兵像其他兵那样，被教练着和泥、填土、挖沟，不久兵被固定在和泥的程序上，因为兵最擅长和泥，兵和泥和得又快又匀，同样的米汁被兵和进泥土，就能筑出冷铁一般的墙。将官用铁戈来戳，戳不透，和兵一起筑墙的人因此得到嘉奖，若是被将官的铁戈戳透呢？那筑长城的兵将被填埋进一段新土墙里去。

第二年的时候，兵和一群兵又被选出去种植榆树。那时候，衰草退了黄，添了绿，空气里鲜草的清香一阵阵扑进兵的鼻腔，兵觉得真是好闻极了。榆树有大有小，兵严格按规定的尺距把榆树呈三角栽下。这些榆树阵，阻挡飞一般驰聘的匈奴骑兵的马腿。一个老兵回答了兵的疑惑。

兵早都闻说匈奴兵是一群野蛮人，挥舞大刀，骑高头大马，来如疾风，去如闪电，眨眼就掠走了南人的马匹牛羊、地里成熟的庄稼、屋里煮饭的妇女，河边浣衣的姑娘，简直是一群魔鬼。兵和更多的兵辛苦着筑长城、植榆树，就是为了挡住这疾风，这闪电，和比这疾风闪电更可怕的大刀。在榆树发出呼啦啦明亮响声的时候，兵听说了一个可喜的消息，蒙恬将军打了胜仗，消息是从北方退回来休养的兵带来的。这个缺了屁股的兵倒不在乎丢了一块屁股在匈奴骑兵的大刀下了，他大咧咧地说，权当是喂了饿狼了，命还在，好的很。

兵现在驻守这个叫五里墩的烽火台，和那个缺了屁股的兵，为了区分彼此，下面叫兵为末，叫屁股残缺的兵为老。叫老，叫末，你记住了没？

大批的兵从五里墩烽火台上撤走，只留下叫老与末的两个兵。没有人告诉他俩要留多久，回头会有谁来接替。没人说。时间像草尖上的风，有些摇摆、不定、恍惚。日举烟，夜举火的烽火台有好些日子都是沉默安详的样子，老和末有时候很是诧异，但他们同时说，没有狼烟和火把吵嚷的日子难道不好么？

就这样，又一个春天来了。

一个漫漫的和风吹脸的春日，靠在土墩上晒太阳，老对末说，你没有打过仗，你没有看见蒙恬将军的弩车从直道上开过来的阵势，你也没扳过弩机。“放——”，老模仿发弩机的动作。“嗡”——老比拟弩飞驰的声音。像是有一万只大黄蜂朝一只羊猛扑过去。人仰马翻，当然是匈奴骑兵。老描述。

匈奴骑兵统统被赶回老家去了。你不信，你笑，你啥也没见过。你当然笑。

我修过长城，我和泥得到过领军的嘉奖，我栽过榆树，树大概都能活哩。末终于想出两件属于自己的光荣。

又一个夜晚，躺在烽火台上吹风，老笑嘻嘻地，神秘地对末说，你连女人都没见过哩，你见过个啥！月洒清辉，虫鸣叽叽。

老的话末早听见了，但他默声，不理老。女人他咋没见过，他离家那年，隔壁喜良刚娶了媳妇，那个名叫孟姜女的新媳妇来到他门前井台上打水，隔着一把辘轳站着，一个人手上的温度，传给下一个人，怎说他没见过女人？喜良去修长城，比他早走一月呢。

末有点伤感，因为从他家的辘轳井台，末想到老娘，和老娘灶台上弥漫的饭菜的香。他多久没吃娘做的饭菜了？他几乎都忘掉大白馒头的麦香气了。他鼻翼抽动，却还是只闻见晴朗月光下青草青寡的香气。

后记：

公元前215年，嬴政以蒙恬为帅，统领30万秦兵北击匈奴。在黄河之滨，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秦军在蒙恬的指挥下，以弩重创匈奴骑兵，秦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力，迫使匈奴远遁大漠。蒙恬修长城，建直道，栽榆树。此后很长时间，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即便秦末，中原陷入战乱，北方的匈奴也长久不敢南犯。

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

在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猪等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

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中，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进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摘编自肖向东《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