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I2.4％上升到17. 5％，2017年每lO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

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记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0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各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

给“直升机父母”的七条忠告

作者：南桥

①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近年社会关注不少。这些孩子父母远游，其教育“营养不良”。城市中产家庭的儿童，则存在教育“营养过剩”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家教和保姆组成的庞大阵营，带着浓厚的焦虑和期待，如同大山一样压在孩子身上，童年就这样压碎了。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世界性。泰迪·韦恩在在《纽约时报国际生活》中称，现在有不少夫妻不愿意要孩子。其中原因之一是养育负担太大。有的家长特别害怕被拉入其他妈妈的团体，害怕游乐场和日托中心的交际，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活动和课程——如今这些活动和课程是中上层阶级养育子女的常规内容。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必须陷入这种疯狂呢？其实过了头的养育，才是今日教育焦虑的一大根源。

②儿童发展研究者曾提出“直升机父母”一说。

③前斯坦福大学新生管理处主任、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朱莉·莉斯考特一海姆斯博士，写了《如何养育成人：打破过度养育陷阱，成功养大孩子》一书，力陈“过度养育”的弊病。过度养育是指孩子力所能及或是可以学着做的事，父母都去代劳。例如，小孩打闹，大人帮助协调解决。去什么地方，家长都不放心，要亲自接送。“我们就像对待珍稀花草一样对待孩子，在照料上不厌精细，一见风吹草动，怀疑孩子可能受到打击，便冲上去保护。”

④过度养育会损害孩子的能力、韧性、快乐和自我意识。如果说家长、孩子、家教是生产者的话，大学、用人单位、未来配偶，则是消费者。海姆斯多年接触刚脱离父母的大学新生。若这些新生成长中“养育过度”，其行为会立竿见影地显露出来。海姆斯自己接待新生的时候，有的新生话都不会说，而是父母在边上代劳。

⑤过度养育的后果，会往后延续多年。在日后就业上，被呵护过度的孩子，遇到用人单位，更会问题多多。2005年，一个名叫理查德的常青藤学校毕业生在华尔街某投资银行就职，年薪25万。他的工作时间很长，很辛苦，妈妈心痛，想方设法找到小伙子老板的电话，跟他抱怨。次日小伙子上班时候，在电梯口就进不去了，保安把他的东西装在一个纸盒子上拿过来，让他走人，纸盒子上写着：“问你妈妈去。”这个老板或许不应该用这种恶劣的方式处理问题，但小伙子妈妈的做法颇让人厌烦。儿子都工作了，还大事小事来插手，恐怕哪个雇主都难以接受。

⑥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圣经》上告诫男女成人之后，要离开父母，和配偶结合，成为一体。失败婚姻则是一方甚至双方无法割断和原家庭的脐带，任由父母控制。2016年初北大一位教授，和银监会一位美女处长闹出离婚大战。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双方交母互向核子配偶单位写控告信。两个功成名就的当事人，在婚姻家庭的纠纷中，却离不开父母的控制，外人看了纳闷，可在我们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声音极高的国度，这种事是在寻常。

⑦看完此书，我总结过度养育有七宗罪：（1）只给东西不练能力。（2）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4）只重视学习和升学。（5）_____________（6）_____________（7）不听专家意见。

⑧针对这七宗罪，不妨建议如下：

⑨第一，要放权授能而不是微观管理。在企事业单位，大家可能都知道经理人对于员工的管理，一种叫授能是给员工自主权，让他们自行决定工作方式，承担相应风险，此间除了完成工作之外，员工能力、积极性得到提升。另外一种管理，是微观管理，抓西瓜也抓芝麻，事必躬亲，员工得不到合理训练，能力不升反降，管理者本人也累。这种领导是无能的领导。家庭也是社会组织，运作上不无类似。大事小事必躬亲的家长，是无能的家长。

⑩第二，适度“放养”，教会孩子如何和陌生人说话，而不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问题是孩子成年后会接触一个又一个陌生人，不是所有陌生人都危险的。有危险的陌生人，不与其说话不一定就能解除危险，不如教会孩子如何应对。

⑪第三，学会延迟满足，让孩子吃苦吃亏。过分强调要给孩子瞬间满足，不能刺激他们的心灵。父母都把孩子当成了纸糊的泥捏的，受不起一点打击。为了鼓励、夸奖他们，让他们瞬间满足则不惜代价。得让孩子吃点苦，吃点亏，这样他们会成长得更皮实些。

⑫第四，不要参与恐怖的“升学军备竞赛”。父母为了孩子成功，每一步都跟着扶持：帮孩子选课，选容易得A的课程，帮孩子做作业、写文章等。在中国不要说上大学了，就是找幼儿园、小升初的过程，都是家长在血战。其实正规教育没有这么重要，本书说的原生家庭中的家教对人的成长更为重要。

⑬第五，让孩子根据不同年龄的能力，学着做家务。由于过度强调孩子的学习，强调培养孩子的自信，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比如家务，都是家长代劳。孩子日后进入社会，毫无准备。不会做这些都还事小，关键是孩子没有父母陪伴的时候，要会安全、高效地做事。劳动给人带来快乐，完成任务且能帮助他人，也会带来荣誉、自豪和团队归属感。有家教的人家，无论中外，都会蓄意在这方面训练。

⑭第六，让小孩渐渐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问题。家长应该训练小孩在做事、办事上，逐渐独立自主。家长让小孩自己思考，不要过早给答案，学一点“苏格拉底式询问”和批判性思维方法。

⑮第七，多听专家的，而不是周围婆婆妈妈的。比如和有类似想法的家长形成一个社区：和配偶达成共识。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些相关专家，不要看微信上水平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的文章。一些作者为了寻求更多关注，有强烈的媚俗倾向。多去看看真正的专家学者怎么说，可以改变我们的很多错误观念。

⑯人类总要经历些风吹日晒，否则无法应对日后更大的风浪。现在“直升机父母”说法都过时了。父母中新的品种叫“无人机父母”。他们平时看不到，却通过短信、微信，隐形地在遥控。一旦孩子有丁点问题，他们立刻抵达现场，“危难之处显身手”。还有一个新说法，叫“割草机父母”，说这种父母，在前面给孩子清道，什么杂草和石子都不留下，让孩子的路平平坦坦。小孩的路，都是家长给铺好了，哪还需要他们去走出来？

（选自2016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有删改）

妈妈：今天上学怎么样？

孩子：还好，可是我把书包忘到学校了。我怎么办？

妈妈：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孩子：妈妈，你能不能开车带我回学校去拿？

妈妈：对不起，不行。我下午还有别的事。你觉得可以怎么解决呢？

孩子：我可以打电话问同学，问作业是什么？

妈妈：可以。

孩子：可是我需要的东西可能在书包里。或许我可以发邮件给老师，告诉她我忘了，问她怎么说。

妈妈：也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试着自己解决看。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

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轼之所以为 苏轼的关键所在。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