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但创新性的文化也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不具有自然的或天赋的性质。创新性文化的生成既受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制约，也与人们的主观自觉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否蕴含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较之处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就其一般性与总体性的文化性质而言，前者呈现出保守性，后者呈现出创新性。中外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常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中国人看重的是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传承，西方人看重的是知识的批判与文化的创新。这种看法如果仅就中西方文化国的近代史的比较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但若从全部中面文化史的比较而言，这种着法难以成立。在西方近代以前的中世纪，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与代表的西方文化，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时期，而且在文化运行的方式上，儒学与基督教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尊经重典、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其主要特征，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对经典的诠释与论证。

所有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具有保守性，无论东西方，概无例外。深刻的原因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之所以发生了深刻性的质变，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中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明显落后，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机器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取代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才使得西方文化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在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新性的文化是生成的，它既受自发性因素的影响，但也需要人们自觉地倡导与培育。首先是倡导，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的创新是一项群众的事业，只有当全体国民都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其次创新性文化的形成也需要培育。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放弃文化保守主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性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再一次辉煌，再创造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

（节选自林剑《论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

材料一：

201 7年9月，中国中小学的起始年级开始使用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新教材。新教材更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园、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在旅游观光的同时，也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游客1：我来这边是为了学习历史知识，感受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游客2：带孩子来，主要是想让他能够不忘本、不忘根。

（材料来自音频《缅怀先烈重温历史，红色旅游升温》，《中国之声》2018年10月5日）

材料四：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活动，今天的红色旅游具备多重性质和多种功能，比如休闲娱乐功能、经济功能。但是红色旅游根本上是一项精神活动，其第一性质是红色文化，第一功能是精神传承和文化教育。红色旅游，精神是魂！

如何突出精神的价值、彰显文化的力量？真实的、质朴的、简洁的甚至残缺的，往往更能直击内心，发人深思。散乱在衰草丛中的西洋楼，被肢解成残垣断壁的大水法，比任何辉煌壮观的建筑都更能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重走半天原始的长征路，比华丽的语言、煽情的故事，更能让人感受当年红军的艰苦卓绝。反之，若是为了其他功能或者经济效益，盖几栋不新不旧的仿古建筑，讲几段半虚半实的猎奇故事，只能破坏红色场景本身的感染力，拉低真实的红色文化本身具有的精神传递功效。

当然，红色精神的根与魂不可避免地要时代化和大众化，但时代化和大众化，恰恰是在全面深入地体认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之上方有可能。无数体验证明，游客只有真正地被红色文化的精神所感染，才能在各自岗位上更加努力，创造美好生活。

（摘编自《红色旅游，精神是魂》，《光明日报》2018年7月24日）

互联网反腐热情如何纳入法律程序之中

范传贵

①针对网帖爆料的广东深圳龙岗街道办南联社区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一事，11月 27日，龙岗区监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暂停了周伟思的职务。

②在“坐拥20亿资产”的网帖被广泛关注后,当事人周伟思向媒体大吐苦水，自称遭人污蔑。他表示自己早已知道发贴人是谁,因为之前的一次拆迁工作,一些人和开发商发生了矛盾,转而针对他发起网络攻击。而对于自己名下的大量的房产,他表示自己在到社区工作前,是开公司做生意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

③对于周伟思的辩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不能完全否认其可能性。“网络反腐”要是没有被利用好,很可能就会沦为打击报复、党同伐异的工具,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很多地方发生过;也有人认为,互联网反腐倡廉具有广场效应,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中国的腐败现象。

④“而出路就在于将其内化为一种体制内的反腐制度。”乔新生说,“互联网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其量只能扮演“线索提供者”的角色,而无法从根本上打击腐败分子。正确的做法是,把互联网使用者高涨的反腐敗热情纳入法律程序之中,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向反腐败机构反映问题,然后通过正式立案调查程序,发现并且解决问题。”

⑤他向记者举了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香港几乎没有‘网络反腐’这个概念,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市民能够更多地通过正常举报程序来反映问题,如果反映后24小时内没收到回复,可以投诉；另外,如果在网上发表的信息稍有不实,市民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⑥乔新生说:“只有把互联网反腐的热情逐渐地纳入法律程序之中,才可以确保我国反腐倡廉有序推行。”

⑦“反腐倡廉走向制度化、法制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包括‘网络反腐',我们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进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程序之中,才能进一步地去完善相关法律，对它进行规范。

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曾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认为针对网络举报,纪检监察部门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什么样的问题,给出什么样的机制来组织调查研究，应该把它制度化；如果是诬陷,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两方面都给予规范,既保护监督人的权益,也对监督人本身发帖行为进行规范。”

⑨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纪检监察领域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针对互联网举报的反应机制。比知在处理雷政富案件中,重庆市纪检监察部门之所以能够快速反应,是因为近些年来中纪委要求全国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建立专门的互联网络信息搜集反馈系统,正是这系统让重庆市纪委搜集到网络信息后,可以迅速启动有关反腐败的预警机制,并且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公之于众。

⑩“但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乔新生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将现有的举报系统与互联网的举报模式相结合,“一方面，进一步将互联网举报纳入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现有的举报系统也应借鉴‘网络反腐’经验,充分重视举报信息的特殊性,为当事人匿名举报建立更加快捷的通道和反应机制。”

 (选自《法制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