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都是正义的化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

寒山寺悟禅

王本道

少时读张继的《枫桥夜泊》，还以为这寒山一定是个古木参天、风景佳秀的名山。许久之后，才得知寒山乃唐代一位高僧的名字。平心而论，《全唐诗》中所收张继的40余首诗中，其他诗作称不上是上上佳品，唯独这首《枫桥夜泊》堪称精品。诗使寒山寺更加名重禅林；寒山寺又使张继和他的诗远播重洋。今年暮春的一日，我有幸造访了这千年古寺。

大雄宝殿的香火很旺，身着各色服装的善男信女们虔诚地顶礼膜拜着，众位高僧也手持木鱼，双目紧闭。肃穆地为膜拜者口诵经文。据说，寒山寺的古钟只有午夜时分才可敲响，千余年来，那108下钟声不知震撼过多少人的心扉。然而让我奇怪的是，眼下还是正午时分，伴随着大雄宝殿庭院里的袅袅青烟，钟楼里的钟声竞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寺内碑廊陈列的碑刻闻名遐迩，有《枫桥夜泊》诗：“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对张继的这首诗，历来的注释一直比较低调，称其是一首抒发羁旅愁情的七绝。对此，我一直不以为然。特别是最后两句，以往普遍认为是凄楚的钟声使旅人的愁情更加浓烈。而我却以为，恰恰是这钟声使作者自省自警，从一腔愁绪中得到了解脱。当年张继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后于归途羁旅枫桥，冷月西斜，栖鸟惊噪，难免悲从中来。但作者的情绪并没有止于此，寒山寺夜半的钟声传来，他深受启迪，于是诗兴大发，留下了这千古绝唱。或许也正是这钟声才清除了他不第的烦恼，促使他继而刻苦攻读，再次进京应试，终于中了进士。果真如此，我想，那《枫桥夜泊》大概应该归于禅诗一类了。

本人并不信佛，也不谙禅事，但进得庙来也想体会一下各种的滋味。要学禅事进入禅的境界还真是件难事，只有靠自己的灵性去认识或领悟。古人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例。唐代诗人王维曾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名句，意思是到了水穷之处不但不烦不恼且产生了观云的兴趣。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表现了作者被罢官后贬到边陲的心境，尽管孤独寂寞，却仍有“寒江独钓”的兴味。而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是一种大境界、大超脱。正因为这样，我国历史上焱多的知识分子尽管一生之中在宦海几经沉浮，但大多都能虚怀若谷，安之若素。

走出寒山古寺，朗日已经西斜，毗邻寺庙的古道之上，长街人流，裙带飘香，“人面桃花相映红”。许多人周身洋溢着朝拜之后的虔诚与满足。其实，这光怪陆离的人世间，设置着种种诱人的机遇和恼人的坎坷在等待着他们。是春风得意还是厄运当途，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既然进庙烧香，就要有个禅的心态，否则，欲无止境，当了皇帝还想成仙，天生的幸运儿总想锦上添花，过高的期望值往往导致物极必反，喜极生悲。只是哪得诸般都占尽呢？凡人还是应该调整心态，安心静虑，平和地待人、待己、处事。即使是华盖当头又回天无力，那就学学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还能落得个“知足者常乐”的结局呢！

（有删改）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的文本性质就由史学转向了经学。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以《春秋》存在着微言大义为前提，同时也以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目的。文本性质转换以后，《春秋》其文、共事在诠释者看来就只是寄寓大义的载体、探询大义的线索而已。如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叙述了宋宣公不遵循传位于子的正逆而传位于弟，最终导致宋国祸乱的故事，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居正”说。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线索，那显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传》看来就不对历史真相负责，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记述，都是为背后隐藏的大义服务的。《公羊传》虽然也经常补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时还提供一些记载翔实的独家史料，但总体来说《公羊传》对史实不是那么关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职志而展开对《春秋》的诠释，有时候它必须随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实来成全义理的传达。

（摘编自郑任钊《〈公羊传》的诠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