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

“我一生，70年从事教学，我觉得这真是我愿意去投入的一个工作。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庆典上，叶嘉莹将自己与诗词的情缘娓娓道来。她满头华发，却散发着诗意的青春；她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她要以悲观之体认，过乐观之生活……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叶嘉莹对诗词的兴趣，从幼年便开始了。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四合院内。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旧学修养很深的伯父叶廷又，常与侄女谈诗吟词。如今大家听叶嘉莹讲课，往往觉得她的吟诵最具特色。殊不知，当今年轻人很难掌握的平仄声律，她从幼时便已熟知。

叶嘉莹一生命运多舛。“七七事变”后，其父随国民政府南迁，与家中断绝音讯；17岁时再罹丧母之痛。带着两个弟弟在厄运中挣扎，她开始试着用诗词去抚平内心的创痛。“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这些引人恸哭的诗句，成为她一生诗词创作的开端。

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专攻古典文学专业，成为古典诗词名家顾随先生最得意的门生。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

20世纪40年代末，叶嘉莹离开故乡，开始了一生的漂泊。从北平到上海，从台北到波士顿，从密歇根到温哥华，时空变换，唯有诗词是她不变的追求。“我一生一世都喜欢古典诗词。”叶嘉莹如是说。对她而言，诗词融进了她的生命，她也将生命写成了诗词。“我想到古人说的‘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那去来之间是怎样的匆匆？’”回首来路，叶嘉莹表示，自己的一生趣向就是“把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美好的精神文化传承下来，不要把它断绝。”70年的教书生涯，叶嘉莹为无数人传道授业。从天真孩童到耄耋老者，无不从她的讲授中品味诗词之大美，体悟中华文化之深邃。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为叶嘉莹致送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聘书。那一年，叶嘉莹88岁。

“我的愿望只是想把我自己心中的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作为一点星火，希望能借此也点燃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热爱古典诗词的一点星火，相信我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生命与智慧，必将在神州大地上展现出一片璀璨的光华。”叶嘉莹说。

“古典诗词是宝贵的传统文化瑰宝，我不尽到传承的责任，上对不起古人，后对不起来者。”叶嘉莹，满头华发，一袭黑裙，百花罩衫，一枚珍珠胸针……90岁的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4年5月12日）

生肖文化及其起源

“生肖”指的是人出生之年的属相，一共有十二个，通称十二属相或十二相属，分别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种动物又同十二地支两两相配。我国传世的书面文献中，最早记录十二生肖的是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后世的人们认为人出生在哪一年就属那一年的动物。“生”者，所生之年也；“肖”者，类似、相似也。生肖之说成为中国民间普遍流行的计生年和计岁、排辈分的符号体系，两千年来已妇孺皆知。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各族人民的喜闻乐见和高度关注，生肖之说从简单的记时原则发展为具有弥漫性质的文化现象，历久不衰。然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象征编码系统，生肖还有神秘莫测的一面。比如说为什么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是怎样产生的？起源于何时？为什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种动物的排序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其中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中所有的，唯独龙却是现实中没有的呢？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认为：“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这一看法突破了生肖起源研究的封闭视野，但因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源于巴比伦之说尚不能令人信服，而汉代之后才有生肖的老观点也被新的考古发现纠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在其著作中举出洪水神话、双头鹰造型、黄道十二宫等作为文化传播转移的例子，一方面承认文化传播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反对“泛巴比伦主义”的极端做法——将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明都追溯至古巴比伦。他承认中国生肖的本土起源，但也还是不排除外来的十二进位制对中国的影响。

生肖说的产生同“十二”这个神秘数目有着不解之缘,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天文学也确实最先将“十二”作为基数和模式数字来使用。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他文化中的这个数字都和巴比伦有关系。我国瑶族布努人的史诗《密洛陀》中讲到女神开天辟地的方式：“她叫风变成十二根天梁，她叫气变成十二根地柱。”这些用法都把十二的神秘性建立在基数或极限数的象征意义上，然而瑶族的这种数字观很难说同巴比伦人有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确认十二为基数呢？当我们带着上述疑问浏览文化史上的这个模式数字时，不难发现它的同古人“仰观天象”有关。希罗多德《历史》第六卷中提到“雅典人正向十二神奉献牺牲的时候”，这里的“十二”是天神的象征数。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十二神与西方式的十二生肖即黄道十二宫相对应，因为其中讲到十二神乘马车在天上“运行满了一周”。中国人的十二地支表面上看是同地联系的，但这也只是相对于“天干”而言。近有学者考证，由子到亥十二地支之名都来自于太阳的周天运行。《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礼记•郊特牲》谈到天子之郊祭时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注云：“天之大数为十二。”

这些说法似乎在暗示：十二之数来自天象。而天象与历法相对应，所以作为基数的十二最初均用在天文历法方面，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