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近来，许多平时从未展出过的油画作品渐渐出现在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中，这是充分活化文化资源的好事。但不无遗憾的是，一些展出作品虽已经过初步修复，却仍可见颜料脱落、画面破损等问题，反映出当前国内馆藏油画作品的保存、修复依然面临挑战。

②新中国成立前后，第一代、第二代油画家接力创作，铸就了20世纪中国油画的不朽丰碑。其中一些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作品距今虽不过百年，但由于绘画材料、保存方式等未受到高度重视，画作遭受了不同程度损伤。例如，徐悲鸿所作《愚公移山》被误以正面向内卷致颜料脱落；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因长期未经修复出现画面开裂等病害。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厚重的色彩，还有时代的见证。

③国内油画修复事业起步晚、社会关注度低是客观现实。1999年，上海油画雕塑院从国外引进修复设备，成立我国第一家专业油画修复研究机构。短短20年，修复工作虽取得了进展，已有一批经典油画得到修复，但在修复专业建设、行业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④目前，我国博物馆、美术馆展览接连不断，但也存在过分关注展览策划而忽视基础保管工作的现象。当博物馆、美术馆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展览工作和“明星文物”中时，展厅外的库房是否已分门别类地建立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当展厅里观众络绎不绝时，那些库房中落灰的“大多数”作品又该如何有尊严地与世人见面？

⑤推进油画修复工作，树立正确修复理念、加强预防性保护意识不可或缺。国际文物修复领域，“可逆性、可识别性、最小干预性”是三大公认修复原则，但在国内实际操作中，一些画家自己充当修复师，盲目选用材料，对画作产生了不可逆影响；一些商业修复工作过度清洗、修补作品，把修复变成了“整容”。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公众对油画修复的态度、方法还需改进。油画“修复”不是简单的“修理”“修剪”，而需要完善的专业学科体系作支撑，遵循规范的操作流程，对症下药。更重要的是将“修复”贯穿于艺术品保护全过程，从保存、维护、包装、运输到展览，都将艺术品安全置于首位，让预防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同时还应认识到，没有一劳永逸的修复工作，随着岁月流逝，艺术品处于变化的状态，需要一代代人在传承中守护。

⑥油画艺术作品数量多与专业修复人员少的矛盾是我国油画修复行业面临的严峻考验。法国2002年颁布的《博物馆法》要求，修复师必须接受5年培训并获得毕业文凭和专业证书。这意味着想成为油画修复师并非易事，不仅修学时间长，还需具备生物、化学、历史、艺术等多方面素养。故而，推进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建立一批油画修复工作室，加强人员交流，形成权威行业标准，通过法律法规治理行业乱象，才能让更多对油画修复感兴趣的人踏进来、走下去。此外，推动油画修复行业进步也并非是要在短时间内培养起一大批水平参差的从业者，也不必每个博物馆、美术馆都要设立修复人员职位，而应注重人才质量。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例，该馆既有自己的修复人员，也会通过招投标方式与高校、专业公司合作完成修复项目。法国的一些博物馆也会选择雇用自由职业的修复师。这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修复工作的经验对我国油画修复行业的未来发展不无启迪。

⑦油画修复不仅是还作品以昨日风姿，更是铺就文化传承的明日之路。在油画修复工作中对作品的再认识，有助于不断深入、修正、补充艺术史。另外，公开修复过程、展出修复作品也是向公众揭开修复工作面纱、吸引人们走近艺术的捷径。据悉，今年7月荷兰国立博物馆将修复伦勃朗的《夜巡》并通过网络直播修复全程，相信这一举措将为油画修复界“圈粉”不少，也将廓清许多公众的认知误区。对于博物馆、美术馆来说，重视修复工作还意味着获得更多捐赠藏品的可能。只有当公众充分信任博物馆的保存、修复、研究能力时，才会愿意将珍贵的作品捐献给馆方，实现更广泛的文化共享。

（摘编自马苏薇《破解油画修复难题》，《人民日报》2019、4、7）

中国通俗小说最早实际上是一种口头艺术，属于表演性质的伎艺。

早在唐代，一种由僧人表演，被称作“俗讲”的口头伎艺就开始流行于佛教寺院，它在宣讲佛教经义的同时，掺入佛教故事乃至世间尘俗故事，其演唱的底本称“变文”。到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使通俗文艺获得了长足发展，俗讲伎艺也由寺庙转移到了城市的瓦舍、勾栏之中，表演者已经完全是职业艺人了。此时，由俗讲伎艺演变而出一种“讲唱”艺术，其中包括鼓子词、诸宫调等，形式上均为有说有唱，内容也都是讲述故事。它们为戏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的血亲。当时还有一种表演伎艺叫作“说话”，元明以后改名为评话、说书等。源于俗讲的说话，作为一门表演艺术，与俗讲一样，也有底本，这种底本被称为“话本”。话本就是我们所讲的通俗小说。进入元代，那时的说话远不及戏曲发达，其话本写作也无大的发展，基本上承袭宋代的传统，所以在通俗小说史上人们是把宋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总的来讲，宋元话本的水平都还处在通俗小说的初级阶段。形式上它们有明显的说话伎艺的痕迹，如语言的俚俗化、表演上的插科打诨、讲述上对诗词赋赞的运用等等；作品的审美倾向也主要集中在消遣娱乐和猎奇搜异方面。小说对民生的关注、人性的剖示以及生存价值的探寻，却都做得相当不够。写成于宋末元初的《醉翁谈录》一书，记录下了当时一百余种小说名目，其中灵怪类、烟粉类、神仙类、妖术类就占了全部作品名目的一半以上。这些作品除了怪诞因素之外，并无什么可取之内涵。

除了题材方面的不足，宋元话本在艺术性、思想性方面也都十分缺欠。话本把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当作吸引读者的主要手段，大多数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开掘都没有倾注功力。这与说话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说话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必须通过情节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情节属于小说诸要素之一，没有情节也就没有故事。事实上，话本在这方面的注力也的确使得古典小说在创作技巧上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是，仅仅注重情节便使得小说基本上停留在娱乐的层次上，读者在猎奇之后，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审美享受。此外，话本创作者的文学修养较低，也是话本艺术层次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大多数文人作家对话本小说的创作都持鄙视的态度，根本不屑于染指；元代的下层文人又都把兴趣集中在戏曲方面，这样，话本的写作就只有由那些水平不高的民间艺人来担当了。

进入明代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通俗文化也更为兴盛。一些观念比较先进的文人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介入通俗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加盟使得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较宋元更大的质的飞跃。由此，通俗小说终于彻底摆脱了附属于说话的地位，成长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一批流传千古的小说巨著诞生了，它们把通俗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从难登大雅之堂的勾栏伎艺之附庸到蔚为大观、风靡天下，通俗小说经过不断的演进，在明代实际上已取代了诗文的地位，成为当时审美文化的正宗和主潮。

（摘编自王小舒《微博橙子辅导》）

①“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②“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③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④道家以一种全息的思维方式，把宇宙看成和谐的生命共同体，是在“道”支配下相互依存的有机系统，维持整体性平衡，使万物协同发展。老子认为，“道”之所以尊贵，在于它对事物不妄加干涉，这样人与自然就和谐了。庄子提出“太和万物”的观点，认为万物天然处于和谐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应该“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即以天道来规范人道。在这种系统观中，和谐的人生与社会应是“自然的和谐”的一种再现。照此思维看，从“自然的和谐”出发，健全社会模式的各环节方可依次得以展开。由此，“道法自然”便从自然领域转进到社会领域。

⑤“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⑥“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节选自《道法自然的智慧》）

中国人的天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五代人的俗语，透露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于天堂的理解。

传统中国人理解的天堂不在彼岸，不在来世，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苏州、杭州这些地方。这与西方文化虚构的天堂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天堂是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人的历史、传统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中。这个天堂在20世纪被抛弃了。19世纪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触发的普遍灾难，令中国对自己曾经创造过的传统和生活世界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传统中国在漫长的时间中建立起来的生活天堂也岌岌可危了。

现代化改变了世界。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被现代化了，过去的中国天堂是“道法自然”的产物，今日的中国天堂是“拿来主义”的产物。但有一点继承了中国传统，就是，人们依然企图在大地上创造此岸的中国天堂。

昔日，中国世界创造天堂的时候，它考虑的是如何安身、安心。心不是虚构的，心是大地和人的存在所赋予的。人随遇而安，在大地上安下来，这是人的天然使命。西方创造的现代化不是安心的，而是为了生存的，西方的心安放在教堂中。所以西方所设计的现代化世界与中国人对天堂的理解不同，西方设计的现代化不是“安心”，而是契约、规范、控制、守则、标准。它是反自然的。传统中国理解的天堂是栖居，它重视的是人与天地神的关系。现代化却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建筑”，或者说是“筑居”，它是想当然的产物。现代化为中国带来了实用的筑居，但没有带来心。心是来自故乡大地的东西，心是无法一夜之间构筑出来的，心是在漫长的传统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在西方，人们拥有现代化的时候，也同时拥有教堂。而在中国，心不是在教堂里。心是八月十五的明月，是大年初一的梅花，是苏东坡在《赤壁赋》中所说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就是寄托中国心灵的上帝。现代主义设计了最先进的电梯和巨大的玻璃橱窗，却没有为“吾与子之所共适”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留下位置，这决不是所谓“园林景观设计”所能解决的。

天堂是什么？它是栖居之所，是能够向人们提供存在意义的安放心灵的地方。

中国的精神、形而上无形地暗藏在家中，只是在这个分裂的时代才凸显出来，现代化令中国上帝显出面目。英国人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样和》>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这话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