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守成，又创新，在守成中创新，通过创新达到守成，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它主要表现为导重传统、重视常道、崇尚守成等方面。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尊重传统的观念和行为，集中表现为道统念的深厚绵长，早在先秦时期，道统观念就已形成。孟子曾经叙述了由尧舜禹汤到文式周公再到孔子的“道”的历程，并以道统继承人自居。汉代董仲舒以奉天法古为旗帜，构建了阳儒阴法、阳徳阴刑的新的统治之遒，尊孔子为“素王”，力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提高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其基本理路和手法是托古改制、托古创新。唐代韩愈以“虽灭死万万无恨”的决心，护卫“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则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道统论的体现，至于有的统治者利用传统为自己服务，以至败坏传统，妨碍社会健康发展，就好比现代武器与歹徒的关系。歹徒利用现代武器作恶，固然需要严惩，但现代武器本身是无辜的。

与尊重传统的观念相一致，重视常道也是在守成中创新的进化意识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之一。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以个体小农为主，人们甘于安分守己，不希望社会有剧烈变动，因此，祈求稳定、重视常道，便成为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成分。对于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孔子一贯主张因革、损益，即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在坚持常道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孔子的治国方案是“礼”为了复兴周礼，孔子甚至企图参加公山弗扰反对季氏的叛乱，并且说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董仲舒追求“天不变道亦不变”，并宣称道是万世无弊的。常道永恒、神圣，不可怀疑、政变:但作为常道的补充，权变、损益是可以的。我们从董仲舒所建立的汉代新信学体系中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原则来看，其基本思想原则磅实是在守成中创新，以创新促进守成，巩固守成。

尊重传统必然崇尚守成，中国文化历来看重守成，尊重前人的创造成果，不简单否定前人的成就，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质上是一种尊重前人思想、继承前人成就的守成思路，孔子曾经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言必称尧舜”，这些都是守成思想的明证，以注释为基本方式和外在特征的中国古代经学，也是典型的守成思想的体现，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尽管他们之问对于经典的理解有着严重的分歧，但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看，都是在保守、认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学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综上而言，尊重传统、重视常道、李尚守成，都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守成创新的进化意识的体现，这种在守成中创新的进化意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用渐进的、温和的、尊重前人的方式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充分尊重历史，强调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和世代延续。

（摘编自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

加缪：直面荒谬的“局外人”

刘火雄

1913年，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孟多维。1933年，他考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1957年凭借《鼠疫》《局外人》等小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1935年，加缪秘密加入共产党，负责贝尔库工人区的支部工作。加缪在给良师益友让•格勒尼埃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看到戕害人类的苦难减少。” 求学之余，为了便于开展党务工作，加缪组织了劳工剧团。他改编了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轻蔑的时代》，这是一部讲述营救德国共产党人的短篇小说。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的硝烟笼罩欧洲大陆。加缪在日记中写道：“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他曾报名参军，但因有肺结核病史身体虚弱未果。加缪继续在山顶一间面朝大海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同时创作着“荒诞三部曲”——《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卡利古拉》。 1942年，《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先后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局外人》开篇所展现的冷漠、虚无，至今令人震惊。“局外人”默尔索过失杀人，对法庭罗织的罪名淡然处之，这既折射了司法制度的荒谬，也成为二战后一代青年的写照。

外敌入侵，加缪投身地下报纸《战斗报》，担任主编，为法国抵抗运动鼓与呼。加缪接连为《战斗报》撰写社论，号召人们为祖国而战。他写道：“一个渴望生活的民族不应该等待别人给她带来自由，她得自己去争取自由。”“从巴黎少逃出一个德国人便是向盟军战士和我们东部的法国同志少射一粒子弹。”

战争胜利后，为表彰加缪的贡献，当局给他颁发了一枚高于普通等级的玫瑰勋章。加缪则表示自己没有索要也不会佩戴勋章，“我所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在我身旁牺牲的战友们却没有获得勋章”。 二战过后，加缪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的《鼠疫》正式出版发行，销量突破十万册。《鼠疫》寓意了法西斯暴行肆虐与正义力量奋起抗争的趣旨。加缪曾说：“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是它最明显的意义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证据就是，敌人虽未指明，但是，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人人都认出了它。”

缘于共同的爱好，加缪经常与萨特、波伏娃、毕加索等人相聚于咖啡馆探讨文艺、哲学问题和社会事件。萨特的戏剧《禁闭》排演时，曾邀请加缪担任主角。二战期间，萨特、波伏娃等也参与到加缪主编的《战斗报》中。加缪和萨特，惺惺相惜、其乐融融。然而，对于共产主义特别是苏联极权统治的政见分歧，使得加缪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出现了裂痕。1951年10月，加缪酝酿、修改了近十年的《反抗者》刊行。这部有关政治、哲学和艺术理论的思辨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反抗故我存在”的核心命题，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刊出了一篇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的评论。文章经萨特授意，由杂志社编辑执笔，长达二十多页，极尽嘲讽之能事，对加缪的《反抗者》展开批判。加缪随即回应，最终使得加缪与萨特分道扬镳。 世人一直把萨特和加缪并列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但加缪说：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是一名存在主义者。 　

阿尔及利亚问题就像肺病一样折磨着加缪。从1830年开始，法国逐步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了殖民统治。加缪在报刊撰文呼吁和平，反对暴力，他写道：“法国政府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拿着用来镇压的警棍时，还能以文明的创立者自居吗？”对于那些被殖民当局逮捕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加缪也尽力展开营救，他参与过一百多起宗教救援案件。但这一系列活动让加缪陷入两难境地，加剧了他的“局外人”身份：“两边都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一边觉得我不够爱国，另外一边又觉得我爱国爱过了头……”1959年9月，戴高乐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其可以在独立、联盟或者并入法国三条道路中作出选择。对此，加缪颇为振奋。阿尔及利亚最终宣告独立。

时光飞逝中，加缪的人生和作品逐渐凝结成世界文学史上一块坚硬的磐石。只要地中海的阳光还在，加缪的精神就永存。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

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和长大的加缪，是一位典型的“黑脚”，即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他对法国人和阿拉伯人有同样的感情，这使他在1950年代中期阿民族主义者和法国殖民当局的冲突中，没有像萨特等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站出来谴责法国的殖民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而是主张欧洲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

（摘自《郑州晚报》）

新批评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作品本身是文学活动的本源与目的。具体而言，一首诗即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和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它就是自己，以其本身的存在而存在。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客观的、自足的、独立的艺术品的存在。这种主张把诗首先当作诗而不是别的什么来考虑，使批评者得以将注意力聚焦于文本，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将语言还原为文学的主体，颠覆了偏于文本外缘研究的传统批评形态，使文学研究回到它的形式本原。

在作品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新批评认为，作者的感情或意图不能等同于诗的意义。他们批评那种在诗或文艺作品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或意图之间划等号的观点，斥其为“意图谬见”。根据新批评的观点，以作者的心理动机作为批评依据，结果必然导致传记式批评与相对主义。新批评称，任何一首诗都是一个公共文本，批评者可以使用公共话语的标准和规则对其予以解读，而无需诗人个人经验、兴趣爱好及性格等因素作为条件。

在新批评之前，文学批评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传记的和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研究文本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生活状况，研究者努力在这些因素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确定相互间的影响美系，从而印证文本的意义。虽然新批评并不绝对否认作品产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于研究作品可能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但是，他们坚决认为，作者个人的生活和历史，如作者的意图一样，与作品的意义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一首诗并非诗人的个性与情感的告白，相反，诗人致力于用语言表现人类普遍的情感、新批评理论强调的是，意义栖居于文本之内，而不是之外。

将作者、作者的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从文学的本体分离出去之后，新批评进一步地将读者也予以剥离。他们认为读者对作品的情感式的反应也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解读，对于这种错误，他们也有一个名称，叫做“感受谬见”。其错误的原因在于混淆了诗的意义及功能。谈一首诗对读者的心理影响属于印象主义批评，在新批评看来，这不是客观的批评，是非科学的。

艺术品，它有自己的结构和构成要素。这个结构及其形式要素和规则是可以分析的。通过科学的方法，人们可以发现存在于作品中的，赋予诗作以统一性并统领作品整体的结构。也就是在这一发现的过程中，诗的意义会逐渐显露出来。

新批评立足文本本身的分析不失为文学批评的方法之一，它给当代文学批评留下了一些可被接受的观念和概念。既然意义既不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也不存在于读者的情感好恶之中，更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和个人历史的原因作为获得意义的可靠通道，那么，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新批评认为诗的意义存在于诗自身的结构之中，存在于它的形式之中。它论证说，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一个结构，诗也不例外，作为。

（摘编自李屹《新批评与诗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