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的超越

①毛笔、墨是中国书法和绘画的主要工具，原本并无奇特之处，不过分别是由兽毛与熏烧的烟灰制作而成的。但是，在中国的书画艺术史上，它们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②汉代蔡邕说：“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确，毛笔是中国书画成为艺术的关键因素之一。“墨分五色”，足以展现万类的缤纷，更是中国艺术家的常识。毛笔的锥体造型，具有“锋出八面”的能力；墨与水的调和，经过宣纸的涸化，可产生变幻莫测的效果。

③笔墨的造型过程一般不可重复，书法和绘画，虽是静态地呈现在纸上，却可以在人们心中唤起强烈的动感。沈尹默说，在欣赏书法时，“不但可以接触到五光十色的神采，而且还会感到音乐般轻重痰徐的节奏”。原本的“墨色”，居然可使人感受到“五光十色”；原本静止的文字，居然可以使人感受到“音乐的节奏”！中国的书法与绘画艺术，因笔墨的性能，具有了独特的表现能力与艺术魅力。简单的书写或皴擦、普通的黑白两色，竟然以简驭繁、以静寓动，胜过了许多复杂的艺术。宗白华认为：“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取代了音乐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其中或有溢美之词，但也足见中国人对笔墨艺术的特殊感情。

④这种特殊感情的形成，不仅由于笔墨造型能力的超妙和奇特。

⑤笔墨与文人长相厮守，须臾不离，年深日久，似乎也具有了特殊的性灵。因此，笔可以“歇”，墨可以“舞”，“妙笔”可以“生花”，笔底可走“龙蛇”，甚至文人也被称为“墨客”——工具与人，达成了性灵的相通。在长迭数千年的历史里，笔墨成为文人精神生活重要的呈现手段之一。相传锺繇说过：“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笔迹界破空间，成为人们传达美的手段，于是乎有了中国书法和绘画的文人传统。

⑥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对调笔用墨，有一系列的规范。《弟子规》说：“墨磨偏，心不端。”执笔要求“腕平掌竖”，因为“心正则笔正”，反之“笔正”可见“心正”。在运笔的过程中，要求“中锋”和“藏锋”，因为：中则正”、“君子藏器”。何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其中包含了精神的期待。明代书论家项穆说：“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笔墨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心灵才是目的，看起来似乎是技术性的活动，所寄寓的却是非常深刻的人格修炼的目标。

⑦于是“技进乎道”，笔墨的训练转化为道德人格的修炼。黄庭坚认为，苏轼能拔萃于宋代书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道德文章之超卓，“他人终莫能及尔”。而人格的修炼，最终又服从于社会的总体目标，所以项穆又说：“正人心，所以娴圣道也。”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观念，在此被落实到了笔墨的操守中。这种笔墨活动，已经不再以艺术家的培养为鹄的，而以符合文化精神的社会人的塑造为旨归。

⑧有趣的是，与这种道德目标明确的修炼方式并存的，还有一种游戏的取向，所以“游戏笔墨”成为一个成语——虽然，它常常指作文的态度。宋代米芾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在这种游戏中，笔墨的艺术成为精神逍遥、心灵栖居的园地，技术的工巧与否并非关键。庄禅的哲学，由此流动于笔墨之中，与道德人格的修炼一样，浸润着中国文人的情怀。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鲤鱼是我国常见的一种淡水鱼，体态肥美，品种繁多，分布广泛，而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代，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在池塘里养殖鲤鱼，以供食用。

鲤鱼深受劳动大众的喜爱，这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一方面，鲤鱼肉质鲜美，是餐桌上常见的一道佳肴，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就有“侍女金盘脍鲤鱼”的诗句；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水产养殖业中，鲤鱼具有产量高、成活率高的特点，能为养殖人员创造极为可观的产业价值。著名教育家夏丏尊认为：“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所以，在生活中用途广泛、价值较高的鲤鱼就脱颖而出，不仅成功吸引了劳动者的视线，还与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不谋而合，与民间智慧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人们在养鲤食鲤的生产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对鲤鱼的多样情感，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鲤鱼成为劳动大众赋予艺术想象的对象，开始具备象征意义。

在民间，鲤鱼是吉祥富足的象征，人们常赠鲤以示尊敬和祝贺。明清以后，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意义，更多地是表达对农事、物产、年运丰足的祈祝，最终让它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形象。“鱼”与“余”同音，“有鱼”与“有余”同音，鲤鱼有了富足有余的寓意，“年年有余”“吉庆有余”等题材在民间绘画、剪纸、刺绣、印染、陶瓷中被大量使用，表达了对农作物丰收的期望，继而延伸为对命运、财富、机遇的吉祥祝愿。

鲤鱼，还被视为爱情的信使，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情感。从远古时代开始，鱼就是生殖崇拜的对象，而淡水鱼中的鲤鱼与人类最为亲近，又具有繁殖能力强、体态优美、色泽艳丽等特点，人们便将其与男女之爱联系到一起，情人之间传递书信也常常被称作“鱼传尺素”“鱼雁传书”。鲤鱼就这样成了爱情使者，闪烁着浪漫主义光芒。

在鲤鱼的美好寓意中，勇气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鲤鱼跳龙门”是民间的经典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勇敢坚毅的鲤鱼形象成为人们喜爱和追求的对象。传说黄河鲤鱼跳过龙门，就会演化为龙。这样的故事在不同地区也存在着大体相似的版本，它们有共同的母题和想要传递的精神：逆流而上，勇敢进取。后人也以“鲤鱼跃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的意外之喜，鼓励寒门学子刻苦读书，积极入仕。现如今，被社会广泛重视的各种升学考试和职位面试就是当代的“龙门”，人们想通过“大红鲤鱼”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从而实现精神慰藉，这正是相同社会心态的继承和延续，体现出民间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鲤鱼通过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想象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每一个象征意义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对这些象征意义的研究，正是对其创造者——劳动大众的心理需求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能解释生活中各类现象的成因。

（取材于周启慧《鲤鱼的民间象征意义》）

材料二

近来，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媒体上兴起了“转发锦鲤”的热潮。表述形式简单通用：一张锦鲤的图片，并附上文字“转发此锦鲤就会有好事发生”。如此简单的表述却能吸引大批人的点赞转发，尤其是在各类考试前夕，形态各异的锦鲤就会活跃在不同的分享页面上。

希望通过“转发锦鲤”给自己带来好运气，保佑自己顺利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似乎是文明的“倒退”——迷信，但有趣的是，转发锦鲤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是不相信借此可以转运的科学论者，事有不顺的转发者里面又大部分都清楚不顺利的事情另有因由，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却在我们身边普遍存在着。

自古以来，迷信似乎一直深植于我们的血脉之中。在科技极度落后的时代，我们因为知识有限，不得不将一切未知的答案推之于鬼神的力量，又因为生活艰辛却人微力薄、难以排解，便将信仰寄托于鬼神，以期获得心理安慰。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现代人的“迷信”又从何而来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生活节奏的加快，市场竞争的加剧，让我们在疲于奔命的同时，也被周围环境中无数不稳定的可变因素干扰着，我们越来越不确定我们是否能真正做好一件事，是否可以处理好任何突发状况。正是这种潜在的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使得大多数人纵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同时也做好了充足准备，却也难免会有转发锦鲤只求心安的一时迷信。

但是，如果只是寻求心理安慰，那么可供选择的途径比比皆是，比如听音乐放松、再次检查一遍准备事项是否充分，为什么还是不断地有人转锦鲤呢？

这一方面在于人们心理上对于正能量事物的无限渴求：无论用来加强信心的方法有多少种都不妨再试一遍。另一方面在于转锦鲤这一事情的“神奇性”：微博上、空间里到处都有人表示自己一转锦鲤好运就来了，这种渲染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这种途径的信赖程度。人从根本上具有强化因果关系的心理倾向，在一件事情发生后我们会下意识去寻求其原因，而把碰巧发生的事情归之于因果使然，但这两种事物实际上不过是“伪相关”。而看到这些消息的人，又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伪相关。因此，我们对于无法解释的事情的不可知性进一步转嫁到了迷信身上，这点和古代的民众如出一辙。

现代人转锦鲤纵然是迷信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的迷信仍然富有“科学”色彩。不难发现，我们迷信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因为锦鲤自古便有着“鲤跃龙门”等好运象征，所以我们认为转发它能得好运是有道理的。并且我们迷信的手段也是具有科学性的，理智仍占据着我们大脑的主导地位。我们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诸如打人、放火便能转嫁厄运的言论；即使是转发锦鲤这种小事，我们也会懂得适可而止，不会转发几百上千次。这便是我们的所谓“科学”迷信。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当今，“迷信”一词并不再具有绝对的贬义。我们转锦鲤是因为我们有目前正迫切追求的事情，而它能给予我们更多的自信、乐观和希望。这是可以正面引导我们努力生活的积极的心理暗示，因此不失为一种可以排遣我们压力的良性手段。但是，这绝不能成为懒惰的人拖延事情、试图不劳而获的借口，这种渴望小概率事件大概率发生的心理显然是对科学迷信的一种扭曲，丧失了客观理性的思考，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转锦鲤是可以有的，但是努力才是必不可少的成功秘笈，这才是现代“科学”迷信的真谛。

（取材于李琳《从转锦鲤看现代人的“科学”迷信》）

①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评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能够成功地应对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所以，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我们自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不自信的文化心理问题，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的困境。

②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立身之根，是我们的庇护之所和 精神家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自近代以来，这部分思想文化已经与时代逐渐拉开了距离，在新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传统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变局和疑 难问题方而，表现得无能为力；在与日益东渐的西方文化侵袭的抗衡中，表现得左支右细。在文化主体中，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撕裂，这种文化撕裂一直延伸到今天。这表明，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之间存在一种“文化堕距”（指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一种文化危机之中。

③无疑，文化危机既可以导致一种文化形态的衰落，也可以导向一种文化传统的创新。就像哲学家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每一种传统都有一些“边缘性”的“从属性”理论，也有一些“核心性”理论。在遇到危机时，其对传统的冲击是从“边缘问题”到“核心问题”的。在每一次冲击中，文化传统的主体都会“思考是否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可能提供的资源，以充分地描述和解释自己传统的失误或缺陷”。文化传统由于运用了对立面文化传统的资源补充自己，比对方更有利于解决危机，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④可见，文化危机原本具有两面性：它是陈旧文化的衰落，是文化新内涵生长的契机。没有 文化新内涵的生长，文化危机就会成为文化衰落的起点；而没有陈旧文化的衰落，文化新内涵的 生长就会窒息。正是在文化传统新旧内容的连续性和中断性的统一中，文化实现了它的生长性。可见，文化危机是文化传统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⑤文化不自信甚至文化自卑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看到文化危机中消极的一面，而 没有看到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文化危机会成为文化发展创新的契机。

⑥正是由于没有辩证地看待文化危机，文化主体对这些困境和危机产生了过激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那些原来或多或少有些文化自大感的文化主体身上，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于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自信甚至自卑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 起是不相匹配的。所以，文化自信首先要克服这种文化心理，把传统文化的困境当作文化发展的契机，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增强文化软实力，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摘编自丁立群《我们为何要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