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公（节选）

林徽因

吉公住在一个跨院的旧楼上边。不止在现时回想起来，那地方是个浪漫的去处，就是在当时，我们也未尝不觉得那一曲小小的旧廊，上边斜着吱吱哑哑的那么一道危梯，是非常有趣味的。

我们的境界既被限制在一所四面有围墙的宅子里，那活泼的孩子心有时总不肯在单调的生活中磋磨过去，故必定竭力的，在那限制的范围以内寻觅新鲜。在我们寻觅新鲜的活动中，或可以说长成的过程中，吉公住的那小跨院的旧楼，是绝对必需的。

在那楼上，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吸取的知识，许多确非负责我们教育的大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随便说吧，最主要的就有自鸣钟的机轮的动作、世界地图、油画中的外国军队军舰和照相技术的种种，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吉公这个人，他的生平，他的样子，脾气，他自己对于这些新知识的兴趣。

吉公已是中年人了，但是对于种种新鲜事情的好奇，却还活像个孩子。在许多人跟前，他被认为是个不读书不上进的落魄者，所以在举动上，在人前时，他便习惯于露出惭愧、谦卑、退让、拘束的神情，惟独回到他自己的旧楼上，他才恢复过来他种种生成的性格，与孩子们和蔼天真地接触。

在楼上他常快乐地发笑。有时为着玩弄小机器一类的东西，他还会带着嘲笑似的，骂我们迟笨一—在人前，这些便是绝不可能的事。用句现在极普通的语言讲，吉公是个有“科学的兴趣”的人，那个小小楼屋，便是他私人的实验室。但在当时，吉公只是一个不喜欢做对子、读经书的落魄者，那小小角隔实是祖母用着布施式的仁总和友爱的含忍，让出来给他消磨无用的日月的。

夏天里，约略在下午两点的时候。那大小几十口复杂的家庭里，各人都能将他一份事情打发开来，腾出一点时光睡午觉。小孩们有的也被他们母亲或看妈抓去横睡在又热又闷气的床头一角里去。在这个时候，火似的太阳总显得十分寂寞，无意义地罩着一个两个空院，一处两处洗晒的衣裳，刚开过饭的厨房，或无人用的水缸。在清静中，喜鹊大胆地飞到地面上，悠闲地来回走路，寻觅零食，花猫黄狗全都蜷成一团，在门槛旁把头睡扁了似的不管事。

我喜欢这个时候，这种寂寞对于我有说不出的滋味。起初我常常一人走进吉公的小跨院里去，并不是为了找吉公，只站在门洞里吹穿堂风，或看那棵大柚子树的树荫罩在我前面并来回地摇晃。有一次我满以为周围只剩我一人的，忽然我发现廊下有个长长的人影，不觉一惊。顺着人影偷着看去，我才知道是吉公一个人在那里忙着一件东西。他看我走来便向我招手。

原来这时间也是吉公最宝贵的时候，不轻易拿来糟蹋在午睡上面。我同他的特殊的友谊便也建筑在这点点同情上。他告诉我他私自学会了照相，家里新买到一架照相机已交给他尝试。夜里，我是看见过的，他点盏红灯，冲洗那种旧式玻璃底片，白日里他一张一张耐性地晒片子，这还是第一次让我遇到！那时他好脾气地指点给我一个人看，且请我帮忙，两次带我上楼取东西。平常孩子们太多他没有工夫讲解的道理，此刻慢吞吞地也都和我讲了一些。

吉公楼上的屋子是我们从来看不厌的，里面东西实在是不少，老式钟表就有好几个，都是亲戚们托他修理的，有的是解散开来卧在一个盘子里，等他一件一件再细心地凑在一起。桌上竟还放着一副千里镜，墙上满挂着许多很古怪翻印的油画，有的是些外国皇族，最多还是有枪炮的普法战争的图画，和一些火车轮船的影片以及大小地图。

“吉公，谁教你怎么修理钟的？”

吉公笑了笑，一点不骄傲，却显得更谦虚的样子，努一下嘴，叹口气说：

“谁也没有教过吉公什么！”

“这些机器也都是人造出来的，你知道！”他指着自鸣钟，“谁要喜欢这些东西尽可拆开来看看，把它弄明白了。”

“要是拆开了还不大明白呢？”我问他。

“你知道，吉公想大概外国有很多工厂教习所，教人做这种灵巧的机器，凭一个人的聪明一定不会做得这样好。”说话时吉公带着无限的怅惘。我却没有听懂什么工厂什么教习所的话。

吉公又说：“我那天到城里去看一个洋货铺里面有个修理钟表的柜台，你说也真奇怪，那个人在那里弄个钟，许多地方还没吉公明白呢！”

在这个时候，我以为吉公尽可以骄傲了，但是吉公的脸上此刻看去却更惨淡，眼睛正望着墙上火轮船的油画看。

“这些钟表实在还不算有意思。”他说，“吉公想到上海去看一次火轮船，那种大机器转动起来该多有趣？”

“伟叔不是坐着那么一个上东洋去了么？”我说，“你等他回来问问他。”

吉公苦笑了。“傻孩子，伟叔是读书人，他是出洋留学的，坐到一个火轮船上，也不到机器房里去的，那里都是粗人火伕等管着。”

“那你呢？难道你就能跑到粗人火倾城佳话的机器房里去？”孩子们受了大人影响，怀疑到吉公的自尊心。

“吉公喜欢去学习，吉公不在乎那些个，”他笑了，看看我为他十分着急的样子，忙把话转变一点安慰我说，“在外国，能干的人也有专管机器的，好比船上的船长吧，他就也得懂机器还懂地理。军官吧，他就懂炮车里的机器，尽念古书不相干的，洋人很能干，就为他们的机器。”

这次吉公讲的话很多，我都听不懂，但是我怕他发现我太小不明白他的话，以后不再要我帮忙，故此一直勉强听下去，直到吉公记起廊下的相片，跳起来拉了我下楼。

五月的北平(节选)

张恨水

①北平的房子,大概都是四合院。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还有在屋里度过寒冬被搬出来的花。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梅、榆叶梅,也都成了人家极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会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大部分就是槐树造成的。

②洋槐传到北平,似乎不出五十年,所以这类树木,虽也有高到五六丈的,都是树干还不十分粗。刺槐却是北平的土产,树兜可以合抱,而树身高到十丈的,那也很是平常。洋槐是树叶子一绿就开花,正在五月,花是成球地开着,串子不长,远望有些像南方的白绣球。刺槐是七月开花,都是一串串的，有些像藤萝,不过是白色的而已。洋槐香浓,刺槐不大香,所以五月里草绿油油的季节,洋槐开花,最是凑趣。

③在一个中等人家,正院子里可能就有一两株槐树,或者是一两株枣树。尤其是城北,枣树逐家都有,这是“早子”的谐音,取一个吉利。假使这人家有些盆景(必然有),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几点红色,娇艳绝伦。北平人又爱随地种草本的花籽,这时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全表示了欣欣向荣的样子。北平的屋子,对院子的一方,照例下层是土墙,高二三尺,中层是大玻璃窗,玻璃大得与百货店的货窗相等,上层才是花格活窗。桌子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主人翁若是读书伏案写字,一望玻璃窗外的绿色,映入眉宇,那实在是含有诗情画意的。而且这样的点缀,并不花费主人什么钱的。

④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在东西长安街,故宫的黄瓦红墙,配上那一碧千株的槐林,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里,四五株高槐,映带着平正的土路、低矮的粉墙。行人很少,在白天就让人觉得其意幽深,更无论月下了。在宽平的马路上,如南、北池子,如南、北长街,两边槐树整齐划一,连续不断,有三四里之长,远远望去,简直是一条绿街。在古庙门口,红色的墙,半圆的门,几棵大槐树在庙外拥立,把低矮的庙整个罩在绿荫下,那情调是肃穆典雅的。在伟大的公署门口,槐树分立在广场两边,好像排列着伟大的仪仗,又加重了几分雄壮之气。太多了,我不能一一把它们介绍出来。有人说五月的北平是碧槐的城市,那却是一点没有夸张。

⑤当承平之时,北平人所谓“好年头儿”。在这个日子,也正是故都人士最悠闲舒适的日子。在绿荫满街的当儿,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整车的花蕾推了过去。卖冷食的担子,在幽静的胡同里叮当作响,敲着冰盏儿,这很表示这里一切的安定与闲静。渤海来的海味,如黄花鱼、对虾,放在冰块上卖,已是别有风趣。又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吃起来还带些诗意。公园里绿叶如盖,什刹海中水碧如油,随处都是令人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一些,我不能也不愿往下写。现在,这里是邻近炮火边沿,对南方人来说这里是第一线了。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元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粮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街上的槐树虽然还是碧净如前,但已失去了一切悠闲的点缀。人家院子里,虽是不花钱的庭树,还依然送了绿荫来,这绿荫在人家不是幽丽,乃是凄凄惨惨的象征。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也就无从问人。《阿房宫赋》前段写得那样富丽,后面接着是一叹:“秦人不暇自哀”!现在的北平人,倒不是不自哀,其如他们哀亦无益何!

(有改动)

刈禾女之歌

辛笛

大城外是山

山外是我的家

我记起家中长案上的水瓶

我记起门下车水的深深的井

我的眼在唱着原野之歌

为什么我的心也是空而常满

金黄的穗子在风里摇

在雨里生长

如今我来日光下收获

我想告诉给姊妹们

我是原野上的主人

风吹过镰刀下

也吹过我的头巾

在麦浪里

我看不见自己

蓝的天空有白云

是一队队飞腾的马

你听 风与云

在我的镰刀之下

奔骤而来

一九三七年四月卅日

在苏格兰高原

代理北大校长

智效民

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人手不够，陈雪屏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伪教职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

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

1946年8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之职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一个干净的纪录。”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