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子

李广田

自“斗母宫”以上，山道逐渐陡险，费了很大的力气攀到“中天门”，猛然抬头，才知道从此上去却仍有一半更陡险的盘路待登，登山人不能不仰面兴叹了。

下午两三点钟，香客们陆续下山，他们从山上带下平安与快乐，带来许多好看的百合花。我不明白那么多百合花是从哪里得来的，觉得很稀奇。

忽然从雾里传来一声尖锐的招呼，原来是我这几天在山上结识的两个小朋友。

“呀!独个儿在这里不害怕吗？”

“害怕？”我有些疑惑。

“怕毒蛇，更怕山鬼。”他们都哈哈大笑了。

“我告诉你，哑巴的爹爹和哥哥都是碰到了山鬼，摔死在山涧里。”他们的声音变得很低。

这话颇引起我的好奇，我向他们打听那个哑巴是什么人物。他们说那哑巴就住在上边“升仙坊”一旁的小庙里。这使我突然回忆起一个情景，内心有些喜悦，也有些怅惘。于是我急忙说道：“我一知道，我知道，我见过他，我见过他。”

一日清晨，我爬到“升仙坊”时，看到许多人停在那儿听一个哑巴讲话。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 山之子，正站在“升仙坊”前面峭壁的顶上，以洪朗的声音，以只有他自己能懂的语言，说着一个别人所不能懂的故事，好不壮观啊！我当然也不懂他，可我却懂得了另一个故事：泰山的精灵在宣说泰山的伟大，正如石头不能说话，我却自以为懂得石头的灵心。只要一想起“升仙坊”那个地方，便是一幅绝好的图画了：向上去是“南天门”，“南天门”之上青天一碧，两旁壁立千仞，松柏森森，中间夹一线登天的玉梯；向下看，“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俯视一气，天下就在眼底了，而我们的山之子就笔立在这儿。

两个孩子还想说什么，我急忙止隹：“你且慢讲，我告诉你。”但是我将告诉他们什么呢?说那个哑巴在山上说一大篇话却没有人懂他，他好不寂寞吗？说风之晨雨之夕，“升仙坊”的小庙将是怎样 的飘摇吗？

然而我却不能不怀一个闷葫芦，到底哑巴说了些什么?

“告诉我，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不能不这样问了。

“反正是那一套啦，说他爹爹是因为到山涧采山花摔死的，他的哥哥也一样摔死了。”一个孩子答道。

山花？什么山花？两个孩子告诉我：百合花。

他们继续讲哑巴的故事。哑巴的爸爸是一个结实的山汉，他攀上峭壁，采摘百合，卖给香客。悬在山崖上掘一株百合须费很大工夫，且十分艰险，因此一株百合也卖得一个好价钱。凡进香人都乐意带百合花下山，于是哑巴的哥哥也做这件事。然而父子俩都遭了同样的命运；爸爸在浓雾天里坠入山涧，哥哥被山风吹下悬崖。从此别人再也不敢前去采百合，然而我们的山之子——这个勇敢的哑巴——却不得不拾起这以生命为孤注的生涯。他趁香客最多时去采摘百合，来奉养他的老母和寡嫂。

雾渐渐收起，却又吹来了山风。我们都觉得有些冷意，便相互告辞。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决定下山，两个孩子前来送行。忽然他们招呼道：“哑巴，哑巴来了！”

不错，正是那个哑巴。他手上携一个大柳筐，筐里一把铲子，一把刀，一把剪子。我沉默着，哑巴却同别人打开了招呼。旅馆中人问他是否下过山，他就大声哑哑地回答着，并指点着山下，指点着他的筐子，又指点着“南天门”。我们明白他昨天曾下山去，今天早晨刚上来。我很想从这个人身上有所发现，但也不知道要发现些什么。在下山的路上，我的耳朵里还仿佛听见那个哑巴的咿咿呀呀。

（选自李广田《圈外》，有删改）

代理北大校长

智效民

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人手不够，陈雪屏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伪教职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

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

1946年8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之职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一个干净的纪录。”

（有删改）

乡土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