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平(节选)

张恨水

①北平的房子,大概都是四合院。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还有在屋里度过寒冬被搬出来的花。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梅、榆叶梅,也都成了人家极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会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大部分就是槐树造成的。

②洋槐传到北平,似乎不出五十年,所以这类树木,虽也有高到五六丈的,都是树干还不十分粗。刺槐却是北平的土产,树兜可以合抱,而树身高到十丈的,那也很是平常。洋槐是树叶子一绿就开花,正在五月,花是成球地开着,串子不长,远望有些像南方的白绣球。刺槐是七月开花,都是一串串的，有些像藤萝,不过是白色的而已。洋槐香浓,刺槐不大香,所以五月里草绿油油的季节,洋槐开花,最是凑趣。

③在一个中等人家,正院子里可能就有一两株槐树,或者是一两株枣树。尤其是城北,枣树逐家都有,这是“早子”的谐音,取一个吉利。假使这人家有些盆景(必然有),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几点红色,娇艳绝伦。北平人又爱随地种草本的花籽,这时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全表示了欣欣向荣的样子。北平的屋子,对院子的一方,照例下层是土墙,高二三尺,中层是大玻璃窗,玻璃大得与百货店的货窗相等,上层才是花格活窗。桌子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主人翁若是读书伏案写字,一望玻璃窗外的绿色,映入眉宇,那实在是含有诗情画意的。而且这样的点缀,并不花费主人什么钱的。

④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在东西长安街,故宫的黄瓦红墙,配上那一碧千株的槐林,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里,四五株高槐,映带着平正的土路、低矮的粉墙。行人很少,在白天就让人觉得其意幽深,更无论月下了。在宽平的马路上,如南、北池子,如南、北长街,两边槐树整齐划一,连续不断,有三四里之长,远远望去,简直是一条绿街。在古庙门口,红色的墙,半圆的门,几棵大槐树在庙外拥立,把低矮的庙整个罩在绿荫下,那情调是肃穆典雅的。在伟大的公署门口,槐树分立在广场两边,好像排列着伟大的仪仗,又加重了几分雄壮之气。太多了,我不能一一把它们介绍出来。有人说五月的北平是碧槐的城市,那却是一点没有夸张。

⑤当承平之时,北平人所谓“好年头儿”。在这个日子,也正是故都人士最悠闲舒适的日子。在绿荫满街的当儿,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整车的花蕾推了过去。卖冷食的担子,在幽静的胡同里叮当作响,敲着冰盏儿,这很表示这里一切的安定与闲静。渤海来的海味,如黄花鱼、对虾,放在冰块上卖,已是别有风趣。又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吃起来还带些诗意。公园里绿叶如盖,什刹海中水碧如油,随处都是令人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一些,我不能也不愿往下写。现在,这里是邻近炮火边沿,对南方人来说这里是第一线了。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元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粮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街上的槐树虽然还是碧净如前,但已失去了一切悠闲的点缀。人家院子里,虽是不花钱的庭树,还依然送了绿荫来,这绿荫在人家不是幽丽,乃是凄凄惨惨的象征。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也就无从问人。《阿房宫赋》前段写得那样富丽,后面接着是一叹:“秦人不暇自哀”!现在的北平人,倒不是不自哀,其如他们哀亦无益何!

(有改动)

水乡的日子

①只有把小船撑到蓬蓬勃勃的茭草深处，头顶只剩巴掌大的一方天空，而你一伸手就可以随意地采菱摘莲时，你才有资格说你到了真正的水乡。

②水乡的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一座小小的村庄笼罩在一片水雾与绿荫之中，周围都被一汪绿水紧紧地包围着，泱泱漾漾的河水就从一家家的门前窗下流过。早起盥洗梳头，蹲在伸到水中的麻石上，河水就是一面清澈的镜子。长长的麻石又和女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吧嗒！吧嗒！”的棒槌声每天就是从这一条条麻石上响起，把那一个又一个黎明濯洗得晶亮晶亮。

③夏天的许多日子，我都是静静地坐在河边看太阳从水中升起，躺在水边的竹榻上数天上的点点繁星。我和伙伴们从水边摸来螺蛳，砸碎坚壳，放在竹篮里钓虾，那些贪吃的大虾便一个个成了我们盘中的美味。有了兴致的时候，祖父就划着小船，穿过一片清悠悠的河面，去不远处的一个河湾。那时，我便和大人一起兴高采烈地采摘青乎乎的莲蓬和水淋淋的菱角。有时也打荷叶，然后和大人一起运到岸上晒干打捆。偶尔一阵狂风吹来，荷叶们便快活地飞到天空中跳起了迪斯科，我们这些伢们便纷纷去追，跑着、跳着、抓着，把笑声抛撒得满满一河。荷叶们后来都到了镇上的供销社，成为包装红糖与咸盐的“包装纸”。河里有一种叫“高苗”的东西，其实就是茭白开花后结成的米，细细长长，形状如梭，颜色像红红的玫瑰。将“高苗”捋回晒干，磨成粉，粉是红的，做成粑，锅里便是一朵朵盛开的玫瑰。揭开锅盖，那水乡植物特有的清香由不得你不口水四溢。以至我后来走遍大江南北，再也没有寻到过这种东西。祖父把船停在河心的那一刻便开始钓鱼。祖父钓鱼很特别，他将竹篙在水中击打几下，就有鳊鱼、鲫鱼、草鱼黑压压地来了，祖父从茭草上捋下一把“高苗”撒向鱼群，接着将一粒“高苗”迅速地穿到钩上，刚一下钩，就被一尾大鳊鱼死死咬住。不上一袋烟工夫，准能钓上三条五条。

④水乡的孩子没有不玩水的，也没有不会水的。白天摸鱼捉蟹，扎猛子，玩狗刨，把黝黑的肚皮漂在水面，一个个没命地疯，回到家里就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于是在夜幕四合的时候，就有踮着小脚的奶奶手里拿着一件小孩的衣物什么的来到河边喊骇。喊骇一般叫的是乳名：“伢子耶，莫骇噢，快些回家去吧——”那拖得长长的尾音时常从沉寂的河面一直弥漫到村庄的角落。

⑤也许因了水的滋润，岸边那一丛丛芦苇总是显得特别的茂密鲜活。我常常与小伙伴们钻进苇丛挖甜甜的芦根，打鲜嫩的芦叶，用自制的芦枪打“游击战”，有时也用芦笛吹起一支支跑调的歌曲。秋风中的苇花如絮似雪很有诗意，软软的，柔柔的，四处飘荡。水乡人说那是一位痴情女子的魂。那时节，村庄的屋顶、树梢、田野和河面上，到处游荡着那痴情女子洁白洁白的魂，不过，没有人感到害怕与讨厌。不经意间，一年的秋天就这样地过去了。

⑥水乡还是水鸟的天堂，水乡人也离不开水鸟。河边的水草里、稻田里时常见到水鸟的窝，水鸟的蛋，有时还有刚出壳的雏鸟。没有人捡它、碰它，谁家不懂事的孩子要是招它惹它，准会遭到大人一顿训斥。他们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大自然中的生命。一窝窝小鸟长大后远远地飞走了，飞到河里，然后亮起悦耳的歌声。水乡人最能理解百鸟争鸣的含义，那是水鸟们回报大自然的一场场露天音乐会！干活累了，坐在田垄地边抽根烟，听着那水鸟的欢唱是一种享受；心情快要下雨时，听着那水鸟的欢唱是一种wèījīè。从水鸟的鸣叫中，水乡人知道什么时候刮风下雨，什么时候插田收割，甚至，还能从鸟语中揣测到年成的丰歉。

⑦水乡的日子已经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水乡的水早已远离了水乡的乡民。水乡人早已习惯了在稻田里种藕，在池塘里养鱼，飞絮的芦花成了诗人笔下的浪漫，欢快的鸟语悄悄走进往日的梦乡。提到过去的日子，水乡的人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世界变化快呢！我听了，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摘自2011年9月《文汇报》）

代理北大校长

智效民

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人手不够，陈雪屏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伪教职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

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

1946年8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之职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一个干净的纪录。”

（有删改）

毁与誉

南怀瑾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说：我对于人，毁誉都不计教，即如说那个人说某人好，那个人说某人坏，很难据以定论。我的体验，不要轻易攻讦人，也不要轻易恭维人。人很容易上恭维的当。但是我总觉得恭维人比较对，只要不过分的恭维。对于自己要看清楚，没有人不遭遇毁的，而且毁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个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毁。像耶觫被钉十字架而死，就是因为被人毁。而且越伟大的人物，被毁得越多，所以说“谤随名高”。一个人名气越大，后面毁谤就跟着来了。

曹操还没有壮大起来的时候，初于袁绍作战，情势岌芨可危，他的部下没有信心，认为会打败战，很多人都和袁绍有联络，脚踏两边船，以便万一情势不对时，可以倒过袁绍那边去。他们往来的书信资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里，后来战打下来胜利了，曹操立刻把这些资料全部毁了，看都不看，问更不问。有人对曹操说，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应该追究。曹操说，跟我的人，谁不是为了家庭儿女，想找一点前途出路的？在当时是胜是败，连我自己都没把握，现在又何必追究他们？我自己信念都动摇，怎能要求他们？如果追究下去，牵连太广了，到最后找不到一个忠贞的人，不必去追问了。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做到能够宽容人。

其次古人的句子：“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与人相见，三两句话就说起别人来了，这是通常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如果作为一个单位主管，领导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与修养，不随便说人，也不随便相信别人批评人的话，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攻讦人的人，他们之间一定有意见相左，两人间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这种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稳了，否则就没有办法带领部下的。另外一些会说人家好话的人，中间也常有问题。李宗吾在他讽世之作的《厚黑学》里，综合社会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所谓“补锅法”、“锯箭法“，都是指出人类最坏的做法。有些人最会恭维人，但是他的恭维也是有作用的。

近代以来，大家都很崇拜曾国番。其实，他当时所遭遇的环境，毁与誉都是同时并进的。因此他有赠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这是说他们当时的处境，左边放了一大堆裹扬令、奖状。右边便有许多难听而攻击性的传单。世间的是非谁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这一头，一定会少了那一边，加减乘除，算不清谁的帐。你只要翻开《庄子》书中那段屠羊说（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处事的态度，就应该有屠羊说的胸襟才对，所谓“万事浮云过太虚”。

孔子这里说，听了谁毁人，谁誉人，自己不要立下断语；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人攻讦自己或恭维自己，都不去管。即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厉害，这中间一定有个原因。过分的言词，无论是毁是誉，其中一定有原因，有问题。所以毁誉不是衡量人的绝对标准，听的人必须要清楚。孔子说到这里，不禁感叹：“现在这些人啊！”他感叹了这一句，下面没有讲下去，而包含了许多意思。然后他讲另一句话：“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这三代的古人，不听这些毁誉，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难的，假使不走直道，随毁誉而变动，则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带人。所以这一点，作人、做事、对自己的修养和与人相处都很重要。

《庄子》也曾经说过：“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真的大圣人，毁誉不能动摇。全世界的人恭维他，不会动心；称誉对他并没有增加劝勉鼓励的作用；本来要作好人，再恭维他也还是作好人。全世界要毁谤他，也绝不因毁而沮丧，还是要照样做。这就是毁誉不惊，甚而到全世界的毁誉都不管的程度，这是圣人境界、大丈夫气概。

据历史上记载，有一个人就有这股傻劲，王安石就有这种书呆子的气魄。王安石这个人，过去历史上有人说他不好，也有人说他是大政治家，这都很难定论。但是王安石有几点，是了不起的， 意志的坚定，是一般人所不能。他有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惧，祖宗不足法，圣贤不足师。”的倔劲。没有把古圣贤放在眼里，自己就是当代的圣贤，可见这种人的气象，倔强得多厉害。相反的，他是魔道呢？但也难下断语。他一辈子穿的都是破旧的衣服，乃至他当宰相的时候，皇帝都看到他领口上有虱子。眼睛又近视，吃菜只看到面前的一盘，生活那么朴素，可是意志之戆，戆得不得了。他对毁誉动都不动，表面上的确不动，实际上内还是动的，所以这一段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能够做到毁誉都不心动，这种修养是很难的。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这是李白《横江词》的第三首。横江即采石矶对岸的横江浦渡口。王琦《李太白集辑注》引有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扬子津在今真州扬子县南。”扬子县位置在江都(扬州)西南,已靠近大江,扬子津更在其南,则是江边的津渡了。李白在诗中所以会由横江浦联想到扬子津,正是这个缘故。扬子津当时必然久已驰名,因为它乃是从江都入江的运河渡头,可是开元之后却为瓜洲所取代,中晚唐人诗中提到瓜洲的很多,而扬子津却很少见。胡三省乃宋元间人,那时读《资治通鉴》就已经需要有人来为扬子津作注了。扬子津作为运河渡口自然是早已有之,扬子县的得名因此有可能是出于扬子津,然而它自身却久已沉埋,不为人所知晓了。

扬子津原来是个近江面的较低洼处,可是它与南岸从润州入江的运河渡口并不正好相对,嫌偏西了一些,而江中靠北岸处又有沙洲,这就造成了航行上的不便。《新唐书·齐浣传》:“(浣)迁润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扬子,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也就是说,渡江进入北岸的运河不再通过扬子津,而是通过新开的伊娄河到达扬子县。李白《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云:“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指的便是这条河,而瓜洲从此也就取代了扬子津,成为大江北岸运河的著名津渡。白居易有《长相思》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白居易的时代去开元未远,而瓜洲就已经成了古渡头,至于比起瓜洲来更古的扬子津,自然是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消失了。

瓜洲浦成为便利的津渡是由于它正对南岸江边的京口,而京口的漕路是在开元二十五年齐浣迁润州后才兴修的,换句话说,旧漕路原来并不通京口。而要开辟一条通京口的新漕路却是十分艰辛的。宋代《新唐书音训》云:“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侧。”甘露寺正位于北固山,所以移徙这段漕路,势必要紧贴着北固山下与山根的顽石打交手战,这样的工程自非一日之功。这也就是李白《丁督护歌》中所描绘的“万人凿磐石,无由达江浒”的施工场面。过去有些注家以为“无由达江浒”是由于运载石头的缘故。其实水运主要看舟船的吃水量,而不在于运石头还是运粮食,只要不超过吃水量,运什么都一样可行。其所以“无由达江浒”,只是由于山下的顽石还没有被凿通而已。这里李白的三首诗正好可以为瓜洲浦取代扬子津这一变迁作证,而同时《横江词》为李白早年作品,也就又多了一条证据。

(摘编自林庚《闲话扬子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