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音

秦碧薇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外公谢世的次日，雾霭沉沉，下着密如针脚的雨。

山里的世界静极了，没有丝毫外界的声音。“山里人现在越来越少，你外公啊，一人教了几座山头的小孩，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几个。”前来给外公下葬的一位大伯对我说道，末了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真可惜啊，那些小孩都挺喜欢他的。喏，那边就有一个他的学生。”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好对上一双惶惑不安的眼睛。那是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头发扎得松松垮垮，身形也偏瘦小，上身一件衬衣洗得发白。她定定地看向我，板着脸，双唇紧抿，幼兽般的眼睛漆黑发亮，左手却紧抓着前面老人的衣摆。

我凑过去问她：“你家在哪？”她抬头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不说话，朝山上一片在雨中凝固的苍翠努了努嘴。“你爸妈呢？”我注意到她的脸迅速蒙上了一层寒霜，眼皮也耷拉下来。她张了张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半晌才失落地开口：“他们去外面打工了。”“那你跟谁过？”“弟弟妹妹，还有奶奶。”之后我也不知该怎样搭话，便默默走开了，因为我猛然发现，我们之间已然如被巨斧劈开了一道鸿沟，我与地的距离，就像各自眼中的风景般遥远。山也跟着沉默，不发出什么声响。

在她的奶奶走后，她突然叫住了我。“你外公教过我，我很喜欢他。”

“他教我们认字，算术，还给我们念诗，唱歌。他还说，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叫作夔州。”

“你看到我们头顶的天空了吗？他说这是夔州特有的天空，他说这种天空是‘苍色’的。”

我惊讶于地会对我这个陌生人讲这些，更惊讶于她没有我想象中隐忍至极的悲伤，却也不是饱经沧桑的麻木老成，而是一个正当年华少女的冷静自持。仿佛外公的离去对她来说只是送别一只北归的鸟，是注视一片据落在厚厚腐殖质中难觅踪迹的叶子。我明白，可能对于她，离别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渐渐地，我跟她熟稔起来。我发现她非常喜欢看书，时常看见她捧着翻旧的课本，在风里站成一株瘦削的酢浆草，融进绿得化不开的山中。

我在很多个梦境里都幻想逃离城市，视线所及之处都融化成僵硬死板的色块，水泥森林将我围困在高梁飞架之间。耳边的尘嚣，是炸了线的重工业蝉鸣，于是大脑也要爆炸了似的，不由得感叹道：“还是山里好啊！”

她不能相信地望向我，脸颊激动得有些发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生活，一人在山中，仅仅一人，只能听流水的声音，风从林间穿行的声音，鸟鸣的声音，石子滚落的声音。”远山浅淡，与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一条极细的线，是地报起的嘴唇。她凝望后山的竹浪松涛，像凝望一个梦中的幻影。“而现在我不能读书了，除了大山，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她的话语似被水浸透，我转过头，看见她眼里的泪花像在走钢丝，摇摇欲坠。

我离开那天，她执意要来送我。

她步履轻捷，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踏着我的影子，宛若夏商时祭天祈雨的女祭司。她语调平仄分明，在四下无人的山中响彻，像黄昏，像诗人，像黄昏中的诗人。她说：“我听说再过几个星期，学校就有人来修理了，有新学校，就有老师，就可以上学了。”

“真的?”

“真的！”

耳畔有什么呼啸而过。是山音。

（选自2018年6月2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汉字之恋

王蒙

中国文化的首要特色是什么？或说是儒家文化，或说是稻米文化，或说是重食的文化……我个人则愿意说，首先是汉字文化。

汉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瑰宝，它的形象性、多媒体性、体系性与关系、道理的自足性，无有其匹。它强调整体、强调根本、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与通达，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走向与中华儿女的命运。

1994年，我在纽约资深的华美协进社演讲，一位当地的听众问：“为什么华人都那么爱中国？”我回答，第一，我们都爱吃中国饭菜。第二，我们都爱汉字写的唐诗宋词。

我的意思是唐诗宋词是汉字的范本：整齐、音乐性、形象性、全面的符号性、“合理性”、同音字的联想与发挥、对称或对偶性与其辩证内涵、字本位的演进性质，都令人神往乃至痴迷。我们永远无法用“Bairiyi shan jin，Huangheru hai liu”替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不，拼音文字与汉字书写起来，印刷出来，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年轻的时候并不这样想，那时候我很激进，相信汉字影响了识字的普及、造成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的说法。现在，汉字已经完全感服了我。它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微妙，那样的丰富，那样的方便，字重心长，多彩多姿。无怪乎古人说它的诞生使得天雨栗、鬼夜哭，它是鬼斧神工、惊天动地的伟大创造。它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电脑输入的问题，它同样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需要。

而且，他对于中华儿女来说是牵肠挂肚，凝结团聚的象征。没有汉字，中国早不知分裂成多少块了呢。一行方块字，双泪落君前，这是中华学子的共同体验，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汉字在，中华在，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向心力在。

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读写用汉字，本身就是一种韵味悠长的文化习俗与文化享受。明窗净几，文房四宝，添香研墨，笔走龙蛇，这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脱俗与超拔！

可惜的是，当下在青年人中，对于汉字的识读写用，有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一是错别字到处出现。一是成语熟语的乱用误用。如说搞得不好是“差强人意”，说防御守卫是“守株待兔”，说轻忽大意是“不以为然”。一是称谓用语的误用，如将令尊叫成“你家父”。一是把简化汉字时原来两个字归并成一个字的，为了还原成繁体，而搞笑搞错，不伦不类。如将“塔什干”写成“塔什幹”，他不知道，“幹”与“干”原本就是两个繁体字，“干”是用在天干地支上的，而塔什干的地名，即使没有简化，也从不用“幹”字的。至于把“山谷”写成“山糓”，把“文学系”写成“文学係”，就更令人笑掉大牙了。

网上用一些怪字和莫名其妙的词儿，本来无伤大雅，可以任其自生自灭。但用得太滥太俗太恶心了，终非善事。把“东西”叫成“东东”，不过是开一个极浅的即无文化含量的玩笑，属于小儿科的贫嘴罢了。把“女生”叫成“驴生”，已经是谑而略虐了。把某一年的流行字说成是“被”，不无趣味与含意。把打气、鼓劲、提神非要说成是“给力”，则又回到了小儿科或牙牙学语的水准了。少年儿童当然有权发明各种说法嘲弄法玩笑话，但与此同时，恐怕还得学点识读写用我们伟大汉字的真学问。不然，等到您二十、三十岁了，仍然是只会这一类半通不通的话与字儿，长得太慢些了吧？

还有书写。我最近得到一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是当年刘半农编辑的，内收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陈衡哲、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白话诗影印手稿，令人爱不释手。说实话，这样的书我们看的不是诗句而是书写。李大钊的字浑厚大气，沈尹墨的字深沉中显出潇洒，沈兼士的字收放自如，胡适的字比较书卷气，陈衡哲的字傲然有棱角，陈独秀的字极富才华，而鲁迅收在此处的字则显出一种稚拙。太有趣了。

学会辨识、阅读、书写与欣赏我们的汉字吧。其乐无穷，其妙无已，作一个热爱汉字、敬重汉字、保护汉字的正确性与美妙性的中华学子吧，而后才谈得到继承与弘扬中华的优秀文明。

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是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

明代以前，文人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且围绕着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一个圈子。明初，先后以文坛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其他文人也以趣味相投，自相结合，或窗下切磋以攻文，或林下逍遥以娱老，各文人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相互攻讦的风气。

成化、弘治以后，统治集团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逐步由“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转变为“操之在下，其权在自立”的局面，也改变了原来台阁创作追求雍容典雅之风。而城市的发达，也有利于文人相对集中，并滋长着一种文酒风流、空疏不学的风气。文人们聚集在一起，往往只是在宴谈谑浪、此唱彼和寻求情感上的沟通和文化上的满足。由于空疏不学，则入主者偏执一端，不可一世，批评他人，抹煞一切；出奴者，便一无定见，随波逐流，容易为时风所左右，为他人所笼络。以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为代表，文士的集合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组合的模式，形成了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这标志着名人流派观念的自觉。但往往由此而造成了“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的局面。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本来文艺性、学术性的团体渐渐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团体复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明代的文学团体，尽管标榜不同，或以地域分，或以社所名，或以时代称等，但究其性质，主要就是兴趣型、主张型、政治型三大类。当然，这也只是就大致的倾向而言，因为他们大都是一种松散的结合。

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就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和他们所引起的文学争论。文学争论在分门立户、相互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暗暗地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变通和发展。如针对前七子师法秦汉古文而积剽袭模拟之弊，“唐宋派”王慎中等在心学和文学通俗化的思潮影响下，提倡学习与明代语言差距较小的唐宋散文，自由地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精神，在作品中能见到“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但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理正法严，不免失之于沉滞，不久就遭到了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反击。但这绝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唐宋派毕竟打破了“文必秦汉”的神话，为后来的公安派的崛起做好了准备，而且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后来也悄悄地肯定了归有光等人的文章，摒弃成见，会通众说，归于和平。这有力地证明了通过争论而取得的“双美”共识。

明代文人集团的林立和各种流派的纷争就这样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又反过来推动了创作与流派的发展；既使作家更加自觉地追求和凸显流派的风神，又使各派的文风在相互交流、相互调剂的过程中沿着相反相成的规律不断演进。沿着这一方向，在以后的文学史上，文人们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更加明确。

（摘编自《明代文学：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有删改）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闫荣霞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做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而弘一法师，就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的说法，切合实际，振聋发聩，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的所有推测之说。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一切他都舍得，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注：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他艺术发展如日中天时，他毅然摒弃了世俗，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