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在讨论文学观念时提出过“天文”、“人文”之分，并主张从“观乎天文”和“观乎人文”的联系中去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要义和精髓，这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实际的。他们对上古“天文”之学的描述，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支持。无论是占卜还是祭祀，殷商时期传留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无不说明，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一种进行天地人神沟通的文化，亦即“通天”的文化。这种以“通天”为核心的“天文”之学有着漫长的积累过程，体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虽发端于“观乎天文”，但周灭殷之后，在总结殷所以亡和周所以兴的历史经验中，统治者们认识到“天不可信”，只有“敬德”、“保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而为社会文化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周公制礼作乐，将“以史为鉴”和“以民为鉴”作为制度文化建设的主要视点，实现了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视角转换。周初统治者们已经不再将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天命，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他们已经开始用“集体行为史观”代替“集体神权史观”。为了让周之子孙世世代代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周公主持制定了用于宴飨、朝会、宗庙的乐歌，即今所见《诗经》中的部分《雅》、《颂》，来强化史鉴意识。周人的“民鉴”制度主要有“献诗听政”。这一制度不仅促使统治者关心国计民生，注意民意民情，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着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例如诗、曲、书、箴、赋、诵、传语等等，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发展着。《诗经》的《小雅》尤其是《国风》正是这一制度衍生的产品。

春秋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文学观念也发生着急剧变化。西周末春秋初，文学的社会功用正悄然转变。春秋中叶士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批评天命观和天道观的基础上出现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价值观，将“集体行为史观”改换成了“个体行为观”，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现实行为上来。人们可以通过“立言”来实现自身的不朽，文学不再只是维护氏族国结的纽带，或是礼乐教化的附庸，而且是一项个人的独立实践活动，也是一条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到了春秋后期，士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凸显，“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抗衡“世卿世禄”的法宝，传统礼乐思想被弱化。以“诗”为代表的文学俨然成为具有全方位社会功能的价值实体，成为士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场域，于是，一个真正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摘编自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装饰，是人与世界取得联系的最初形式，远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己经借助装饰这种空间性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了。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装饰”有了较深的阐释，“饰”是人为的修饰行为。中国的装饰艺术随着中国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从远古的岩画、彩陶上的彩绘到丰富多样的装饰手段与技法，装饰艺术的发展从未间断过，各个时期都留下了经典作品，家具的装饰也是如此。中国家具的结构特征、文化审美、工艺技术，决定了其独特的设计装饰理念，形成独树一帜的装饰之道。

中国传统家具在装饰上强调纹饰与造型的对立统一，中国传统家具的造型往往具有方正对称、端庄稳重，规矩严谨等造型特征，这与中国人保守、稳健的性格息息相关。但通过分析其纹饰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其往往表现为一种与传统造型迥然不同的风格，自然活跃而充满生气，这些在传统家具中随处可见。在纹饰与造型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工匠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整体协调的审美智慧。他们在家具设计中能始终以造型为主体，而不是附加纹饰，这样就使纹饰在不破坏整体造型格调的基础上起到点缀、调和及美化的功效。

中国传统家具在装饰上强调装饰内容的文化内涵。家具中的纹饰图案，是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形象符号和文化象征，成为中国文化最为典型的文化代表。只有充分了解其背景，才能读懂其内涵。

中国传统家具装饰文化走的是一条稳定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道路。一方面，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具装饰文化一直是以稳定、渐变的的特征来发展的；另一方面，由于装饰题材及装饰手法的不同，以及使用者的文化素养与地位要求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传统家具装饰风格出现了多样性的发展。

其实，所有的家具设计都是文化作用的结果。透过中国的家具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物缘求断的民族特性。例如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开始，由席而产生的文化礼仪与生活习惯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家具的形制。相此而言，椅子的出现则晚得多，从产生到普及，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从椅子的形态上，能读出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创新。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到了极致。时至今日，明清家具的风格仍在被仿制，这表明它们在世人心中的地位与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