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馄饨的夫妻

张子影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方某个小城生活。那时我上小学，我们家附近的一条小街道上，紧挨着路口的道边儿有一个馄饨摊子。每天早晨母亲送我上学的路上，都要带我去那里吃一碗馄饨。

卖馄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人煮汤、下馄饨、配料，女人包馄饨。滚开的汤里永远有一根滚动的大个棒骨和几只香菇。馄饨下进锅里煮的时候，男人就开始配料：在碗底铺上一层洗净发好的紫菜，一小撮儿切得整齐的姜丝，一片西红柿，撒上一小撮儿细盐、味精，淋上几滴芝麻香油，撮上十几粒小葱碎，这些做完，锅里的馄饨也就漂起来了，男人左手用漏勺将馄饨捞进碗里，右手紧接着将一大勺滚烫的汤浇下，立刻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满满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这时候男人就会对女人轻声说：阿宝，来——

女人就会笑嘻嘻地说一声：好哩。

女人将手在围裙上擦擦，双手将冒着热气的碗捧起，递到客人面前，说：请。

一个碗里有九只馄饨，大小一致，个头均匀，一只只胖乎乎的，在碗里上下起伏。

男人的个子不高，背有点儿驼，是出生时就有的；女人的个子更矮，大约只到男人的胸口，听说是幼年时患病，之后就再也没有长高。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操作，他们的馄饨永远是那么鲜香热乎。

馄饨里面的肉是新鲜的，煮汤的棒骨是新鲜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也是新鲜的。男人因此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要去菜市场采购，女人则留在家里和面，发面，擀皮，等男人回来后，他们一起洗菜，做馅料。大约五点半后，他们的摊子就出现在路边了。

买馄饨的人很多，在小城的这一片地方，这一条街以及附近隔着几条街的大人和小孩子们，每天早上宁可多走十几分钟的路，都愿意弯到这里来，吃一碗他们热乎乎香喷喷的馄饨，再上班或者上学去。

在寒假或者暑假期间，每天都会有一些小孩子围着他们的摊子打闹，大人们都上班去了，孩子们没有人带。男人也不恼，笑嘻嘻地看着孩子们玩。半上午的时候，谁家的孩子捏着大人给的钱来吃馄饨，递上来的钱差了一角五分的，男人也不计较，还是那样配料，煮馄饨，冲汤，鲜香的一碗九只馄饨上下起伏。女人会吹了又吹，待凉到不再烫手了，再端给孩子。

男人对女人永远是和气的，声音很轻地说：阿宝，来。

女人总是笑嘻嘻地说：好哩。

上午大约十点半钟的时候，他们就收摊，男人挑着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挂着男人的胳膊，跟着他往回走。

他们没有孩子，当然也是因为女人小时生病的缘故。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大学在另一座城市。大学第一年暑假我回来，看到他们还在那里卖馄饨，只不过食摊从挑的担子变成了小推车，用透明的玻璃做了小车厢，洁净的玻璃窗内，碗里铺着仔细洗干净的紫菜，新鲜的棒骨，切得整齐的漂亮姜丝、西红柿和小葱碎。馄饨还是那样的馄饨。

结婚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家，父亲母亲到车站接我们，那天下着雪，在火车站我搓着冰冷的手说，真想吃那夫妻的热馄饨。母亲说，他们家里出了事，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出了什么事？

男人在早起去买菜的时候被一辆送菜的小货车撞了，那天下雨，天黑，路很滑。

小货车司机当时就把男人送进了医院。司机是个老实的乡下农民，把男人送进医院后，第三天就回乡下，先卖了地里的菜，又卖自家圈里的猪和羊。男人住院住到第三个月时，听说小货车司机要让读高中的儿子辍学打工去挣医药费，男人沉默了半天后，对小货车司机说，你走吧。

随后，男人出了院，虽然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但还是伤了一条腿。

伤得厉害吗？我问。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反正过马路也只能慢慢地走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情挺沉重。

但是那天在路口，意外地，我又看见了那对夫妻的馄饨摊子。还是那辆车，小窗玻璃擦得洁净光亮，那碗热乎乎的馄饨还是鲜香热乎。男人的声音有点儿哑，女人的眼睛是肿的。但是她把碗递到我手中的时候，还是浅浅地笑了，轻声地说：请。

我发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一些。白色的头发在冷风中飘着。

胖乎乎的九只馄饨在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汤碗里上下起伏。样子，味道，一点儿都没有变。

上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母亲和父亲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小区。下了高铁后，我对孩子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还是那个路口，只是原先的小平房变成了高楼，路口添了个大广告牌，临街的路口，那个摊车变成了小食铺。母亲说，他们租了这间铺子早上卖馄饨。今天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打烊了，吃不到他们的馄饨了。

明天早上来吧。我说。

为什么跑这么远来这里，他们的馄饨有什么特别吗？孩子问我。

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都是那个样子。

正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男人走出来，女人也走出来，女人关了灯，关了门，男人把一把锁挂在门上，然后挑起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挽住男人的胳膊，跟着一拐一拐的男人往回走。

男人跛着腿，背好像更弯了，女人用胳膊挽着他。他们的头发也全白了，我仿佛听见男人说：哎，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好哩。

他们就这样手挽着手，一直走进暮色里。

（有删改）

数千年来，中国画历经发端、童稚、成熟、升华的漫长路程，由实用而艺术化，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呈现方式。

一幅优秀的中国画，常能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的点线皴擦、风姿绰约的笔情墨象、“似”与“不似”的意态呈现、冲淡玄远或冲突涌动的静谊视觉，形成强大的情感张力；足令观賞者衣带渐宽终不悔地展玩不巴的，正是画作中种种对抗而平衡的巨大张力所予人的艺术审美愉悦。

欣赏中国画，其要在意象、在技法、在韵致、在境界，其法在观物、在游心、在体道、在畅神。须紧扣意象和技法这两大介质，从物我、情景、形神体道等意象归纳和线条、形态、色彩、构图等技法剖析两途，层层倒遇，以迫近画作的风神和特质；透过画作的物化形态，体悟主导其意象创构和技法表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内核，即生命、节律、体势、气韵等主体价值，品味出画作的境界酒养之美。然而，就艺术而论，画作赏鉴或品评优劣，首在是否能令观者产生共鸣、打动其心，是否能使其从中捕捉并直通画家所欲传达的观念、思想、情绪，是否能令观者从中获得启迪与教益，而非“似”与“不似”。故赏画之先，观赏者必须知晓浸润、孕育中国画的中国文化的特质。这是欣赏中国画的出发点、落脚点和重大关窍。

若以人物、山水、花鸟画类，分而论之，则人物画所重之“传神”，即借由临摹直观可视的人物表情、眼神、形体语言、肢体动作、背景布局等，表现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求取以形写神之功:山水画所推崇的“诗情画意”，即借由，描摹山式、云雾的雄壮或秀美、粗犷或冷峻、俊逸或萧散之多元样态，力求景中寓情、情随景生、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独造，亦即以高、平、深“三远”的画面结构之法，与“计白当黑”的虚实处理之法，将大自然的美与文人逸趣紧密糅合；花鸟画所言之“石分三面”，实指阴阳两面与别开生面等的“道”和“理”，其中深蕴着“三生万物”的生命哲理。

中国人历来善于以已度物、将心比心，并以为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有情，万物趋灵”，正是以“人”的文化去体验“物”的生与化；所谓“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也是如此。为此，中国人常以“情”“趣”“势”“韵”“神”“气”等生命姿态的语汇来探讨艺术，中国人对是的认识始终融汇于生命运动之中。

由是观之，欣赏中国画，可循着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文学艺术特质以及中国画色彩魅力等途径，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三个阶段，退步展开、深入。要完成这一欣赏过程，需要般锐的直觉，需要情感与想象，亦需要理性的知识，需要中肯的判断。惟其如此，方能领略中国画的文化背景和气韵风神，陶冶情怀。

（摘编自杨明刚《赏画之法其要在意象、在技法、在韵致、在境界》) 

中国自古便有“侠”。春秋战国时代，豪侠横行，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朝廷对侠客也是“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郭解、朱家、田仲等游侠列传，对“侠”予以正面评价：“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武侠文学起源于先秦史书中的游侠传记，后至唐传奇、宋话本中的剑侠故事，再到明清《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渐成气候。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形成争鸣之势。

中国侠文化与同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存在一种对话关系。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一方面在追寻儒家庙堂文化以求社会公正而遭遇失落后寻求他人拯救，是弱者心态的想象性治愈；另一方面，则期望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在他救与救人之间，人们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更加复杂、矛盾的感情机制——“桃源情结”和“嗜血欲望”，时刻左右互搏。

每一次武侠文化的兴盛，都有其时代必然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金庸、梁羽生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小说产生的语境是相似的，所谓乱世出豪侠，乱世亦出制造豪侠的文学。彼时的香港，社会开放，文化自由，但这一方乐土，同时置身于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及英美等各方之间，各种势力在这里公开共存，暗相角逐。在此社会文化语境下，个性解放、民族融合、无政府主义等现代意识出现在金、梁小说中，迥异于传统武侠文学。

20世纪80年代，新武侠小说进入内地文学市场，受到內地文人群体的追捧，尤其金庸小说，更是从一个通俗小说品种逐渐完成“经典化”蜕变。讽刺的是，伴随着正统文学体系对武侠小说的接纳和认同，它与大众读者的距离却越拉越大。

武侠文化兴于时，亦衰于时。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凸显，个人焦虑感日益加重，导致人们在文化消费品的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娱乐化、轻松化、治愈系。大家哪里还需要打打杀杀的江湖故事？他们还意识到，买房、逼婚、失业等现实问题，“侠”也解决不了，自己埋头苦干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倘若努力后仍归于失败，一些人便放空大脑，麻痹自己，以得到片刻的欢愉和解脱。这时，武侠片显得不合时宜，而能够提供精神按摩的喜剧片、爱情片、青春片便应运而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话语，已成为玄幻、修真、盗墓、穿越。虽有凤歌、王晴川、小椴等网络作家继续武侠小说创作，但难复“金古梁温黄”时代之盛况，不过是“独钓寒江雪”。我们不禁要发问：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武侠文化真的要消亡了吗？如果我们真的不再拥有“英雄梦”，那为什么愿意为好莱坞的各类超级英雄埋单？可能武侠文化需要的不是回潮和固守，而是展望和融合。

（节选自张文琪《金庸之后，武侠文化何处去？》）

科学与人文

科学研究表明，与左半脑密切相关的逻辑思维同与右半脑密切相关的形象思维很有差异，与逻辑思维密切相关的科技活动同与形象思维密切相关的人文活动也很有差异。然而，这种差异，正好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不同而和，浑成一体。人为地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文理分离，学理工的不知人文，学人文的不知理工，就是所学的专业，内容也很窄狭。这势必严重地妨碍、制约、损害乃至扼杀人的本性、灵性、创造性的发展，势必导致培养出梁思成先生1948 年所讲的“半个人”，也就是“非全人”。

表面看来，科学是求真，解决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问题。它要回答的是：是什么？为什么？回答得越符合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就越真，越科学。科学技术活动主要同逻辑思维紧密联系，思维极为致密、严格，步步为营，不能越雷池半步。而人文是求善，解决精神世界的认识问题。它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回答得越有利于人民就越善。人文活动主要同形象思维紧密联系，思维极为开放、奔放，规矩虚位，妙想天开。但是，科学与人文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

科学与人文都有着明确而强烈的追求。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追求者都在为所追求的美好而献身，一生无悔。诺贝尔奖获得者、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克里克自传的题目就是“疯狂的追求”，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始就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切献身于自己所追求的崇高事业的人，都是将一生与事业融为一体，如同苏轼赞扬一位画竹者时所写：“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这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最崇高的素质。何况，真与善不可分割，真、善与美往往也是浑然一体的，求真、务善、完美。其中也包涵着“新”，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老子》讲得何等深刻：“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一个对自己事业的执著追求者，人可谢世，而精神、事业、价值却万古长青。科学与人文都承认客观实际，努力揭示客观本质，认识与尊重客观规律。因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干万件事，格物，致知，充分重视调查、实践、研究。科学技术固然如此，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自横”二字准确地描写了无人的小舟在溪流急涌时，是横在溪流中，而不是依水流而纵置，这是水力学原理所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紫”一字不是虚构，不是乱造，而是正确地反映了在一定条件下光发生“漫射”的结果。还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诗中的“直”、“圆”、“低”、“近”等字，既是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又完全符合科学原理。苏轼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如同科学一样，人文也力求透过现象，揭示客观本质。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如何美化或丑化，不管如何夸张，漫画几笔，确如其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就是现代数学一个分支“拓朴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拓朴学”是研究图形的，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这就是“特征不变量”，即事物在此条件下最具有本质的东西。漫画的几笔，在任何夸张即在任何变化下，仍能准确地反映其特色，揭示其本质，即所谓“神似”，不似的最似，而决非“形似”。这不是“特征不变量”是什么？严肃音乐中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神似”的动作与意境，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

人文也力求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科学是求真求是，文艺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以载道”，“道”就是客观实际及其本质与规律。一部《红楼梦》包含了大量的科学结论与人生哲理；一篇《种树郭橐驼传》揭示了种树的规律，道出了“无为而治”的本质；一篇《游褒禅山记》揭示了达到成功的三个条件：有志，有力，客观条件，多么准确！一篇《阿房宫赋》揭示了一个政权兴亡的规律。至于《徐霞客游记》、《水经注》等是科学著作，还是人文作品，更是难以分开了。

科学与人文共同培育人良好的非智力因素。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事业上的成功，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占了80%。美国丹尼尔·戈尔曼在《情感智商》中指出，情感智商比智商对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生活的幸福所起的作用远为重要，所占比例达80%。其实，这里所讲的情感智商就是非智力因素。丹尼尔·戈尔曼在中文版序言中，将情感智商归纳为五个方面，概括地说，就是自我管理与调节人际关系，这正是人文所应解决的问题。只要研究一下《论语》中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就完全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甚至比这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孔子讲的“仁”，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一方面，“君子成人之美”，“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另一方面，君子“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而这一切应建立在承认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即科学的基础上。《大学》开章明义讲了“大学之道”后，立即指出“格物”、“致知”是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的基础。格物，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致知，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这就是科学。

（摘编自杨叔子《融则利而育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