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直面荒谬的“局外人”

刘火雄

1913年，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孟多维。1933年，他考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1957年凭借《鼠疫》《局外人》等小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1935年，加缪秘密加入共产党，负责贝尔库工人区的支部工作。加缪在给良师益友让·格勒尼埃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看到戕害人类的苦难减少。”求学之余，为了便于开展党务工作，加缪组织了劳工剧团。他改编了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轻蔑的时代》，这是一部讲述营救德国共产党人的短篇小说。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的硝烟笼罩欧洲大陆。加缪在日记中写道：“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他曾报名参军，但因有肺结核病史身体虚弱未果。加缪继续在山顶一间面朝大海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同时创作着“荒诞三部曲”——《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卡利古拉》。 1942年，《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先后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局外人》开篇所展现的冷漠、虚无，至今令人震惊。“局外人”默尔索过失杀人，对法庭罗织的罪名淡然处之，这既折射了司法制度的荒谬，也成为二战后一代青年的写照。

外敌入侵，加缪投身地下报纸《战斗报》，担任主编，为法国抵抗运动鼓与呼。加缪接连为《战斗报》撰写社论，号召人们为祖国而战。他写道：“一个渴望生活的民族不应该等待别人给她带来自由，她得自己去争取自由。”“从巴黎少逃出一个德国人,便是向盟军战士和我们东部的法国同志少射一粒子弹。”

战争胜利后，为表彰加缪的贡献，当局给他颁发了一枚高于普通等级的玫瑰勋章。加缪则表示自己没有索要也不会佩戴勋章，“我所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在我身旁牺牲的战友们却没有获得勋章”。二战过后，加缪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的《鼠疫》正式出版发行，销量突破十万册。《鼠疫》寓意了法西斯暴行肆虐与正义力量奋起抗争的趣旨。加缪曾说：“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是它最明显的意义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证据就是，敌人虽未指明，但是，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人人都认出了它。”

缘于共同的爱好，加缪经常与萨特、波伏娃、毕加索等人相聚于咖啡馆探讨文艺、哲学问题和社会事件。萨特的戏剧《禁闭》排演时，曾邀请加缪担任主角。二战期间，萨特、波伏娃等也参与到加缪主编的《战斗报》中。加缪和萨特，惺惺相惜、其乐融融。然而，对于共产主义特别是苏联极权统治的政见分歧，使得加缪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出现了裂痕。1951年10月，加缪酝酿、修改了近十年的《反抗者》刊行。这部有关政治、哲学和艺术理论的思辨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反抗故我存在”的核心命题，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刊出了一篇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的评论。文章经萨特授意，由杂志社编辑执笔，长达二十多页，极尽嘲讽之能事，对加缪的《反抗者》展开批判。加缪随即回应，最终使得加缪与萨特分道扬镳。世人一直把萨特和加缪并列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但加缪说：“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是一名存在主义者。”

阿尔及利亚问题就像肺病一样折磨着加缪。从1830年开始，法国逐步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了殖民统治。加缪在报刊撰文呼吁和平，反对暴力，他写道：“法国政府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拿着用来镇压的警棍时，还能以文明的创立者自居吗？”对于那些被殖民当局逮捕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加缪也尽力展开营救，他参与过一百多起宗教救援案件。但这一系列活动让加缪陷入两难境地，加剧了他的“局外人”身份：“两边都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一边觉得我不够爱国，另外一边又觉得我爱国爱过了头……”1959年9月，戴高乐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其可以在独立、联盟或者并入法国三条道路中作出选择。对此，加缪颇为振奋。阿尔及利亚最终宣告独立。

时光飞逝中，加缪的人生和作品逐渐凝结成世界文学史上一块坚硬的磐石。只要地中海的阳光还在，加缪的精神就永存。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和长大的加缪，是一位典型的“黑脚”，即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他对法国人和阿拉伯人有同样的感情，这使他在1950年代中期阿民族主义者和法国殖民当局的冲突中，没有像萨特等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站出来谴责法国的殖民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而是主张欧洲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

（摘自《郑州晚报》）

中国传统文明与近代海派文明

①这些年来，种种关于“老上海”的研究、小说、照片大为兴盛，其深层的思想底蕴，在于人们注意到了近代海派文明不应当只是封存于档案馆和博物馆的片断，而要与上海文明形态的当代建构相衔接。这是必要的，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今天上海的文明形态和清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代海派文明有着历史的连贯性。但当代上海文明形态的建构，如果只考虑与近代海派文明的衔接，将是有严重缺陷的。近代海派文明虽是在西方文化、本土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生成的，但其主要形态则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为价值导向，所谓“十里洋场”就是这种文明形态的形象写照。“洋派”是近代海派文明的重要含义。

②改革开放以来，从1980年代的“重振大上海的雄风”到如今的实现“四个率先”，实际上就是追逐“上海梦”。但是，如果上海梦仅仅用近代海派文明作为支持当代上海文明形态建构的历史资源，那么当代上海的文明形态就会缺乏中国传统文明的民族底蕴，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大卖场，重蹈西方现代社会的文明危机。这显然与中华文明的复兴不协调。以区域文明而言，上海原本就比较稀薄的传统文明积淀，在近代海派文明的冲击下，较早受到瓦解，如今在现代化快速行进中，则留存无几，而现代文明衍生的种种不和谐正日益突出。

③中华文明的复兴，从文明的历史传统来说，儒家礼乐文明是最主要的源头。就一般意义而言，儒家认为礼和乐的社会功能是“乐统同，礼辨异”（《礼记·乐记》）。所谓辨异，是社会的等级秩序；所谓统同，是社会的亲和关系；因此，礼乐相配就是等级秩序与亲和关系的统一。这两者的统一性在于仁道原则。儒家以仁释礼，又说“仁近于乐”（《礼记·乐记》）；同时以“爱人”界说仁道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出发点是表现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的孝悌。孝悌具体而微地体现了礼乐所要求的等级秩序与亲和关系相统一：子孝与父慈相联，弟悌与兄友相联。简言之，儒家礼乐文明就是以家庭伦理关系为根据，扩展到全社会的既有等级秩序而又亲和谐调：“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记》）。可以说，儒家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最重要的形态。

④当代上海和谐社会文明形态的重要建构基础，应当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近代海派文明的互补。

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

孙惠芬

①遇到萧红，是1986年。这一年3月，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窗絮语》，小说写一个青年在城里读了两年书之后再回到乡下家里的烦恼心绪，她闻不惯乡村恋人身上浓烈的化肥气味，听不惯奶奶、父母、哥嫂随地吐痰的声音，更不接受原来有着远大理想的闺中密友已结婚生子、被活生生拉进泥土的现实……想不到，小说发表之后，一个读者专程驱车从大连开发区来庄河见我，还带来一位热爱小说的朋友，那位朋友送给我一本萧红的《呼兰河传》。

②与慕名而来的朋友究竟说了什么，全然记不得了，唯一记得的就是把他们送走后，封皮上“呼兰河传”四个字向我闪烁着急盼盼的眼神。在那个遮蔽了窗帘的昏暗的宿舍小屋，我彻夜无眠，像吸附在一块磁石上的铁屑，随着磁石的移动微微颤抖：一到冬天就裂了口子的大地，一到春天就陷进泥浆的马车，只有秋天才热闹起来的山野，还有漏雨的粉房，荒凉的草房人家，还有祖父、祖母，还有在大街上自由窜动的蜻蜓、蚂蚱、小燕子，分布在小城街头的金银首饰店、布庄、茶庄、彩纸铺……我不知道是被游走在文字里自由自在的灵魂打动，还是被镶嵌在荒蛮大地上的孤独寂寞感染，我一经走进去，便再也不能自拔。第二天早上，当我睁着一双熬红了的双眼爬起来上班，我的眼前，已经站立起另一个村庄。她坐落在盆地中央，前后街两排草房，她前边有两条细长的河谷，河谷两岸长着丰沛的野草，她就是生我养我的辽南乡村山咀子。

③1986年，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我的村庄一直都在，它叫庄河，庄河，庄庄有河，所有的河谷都通着大海。我故乡的河谷，两岸长满了野草，顺着长满野草的河谷向东南方向走，不出一小时就能走到海边小镇，那小镇叫青堆子。在乡下待得寂寞厌倦时，被父母管束得喘不过气时，我就顺河谷小道逃往青堆子小镇，叛逆的情绪往往随着河谷岸边的野草一起摇曳。我初始写作，抒写的就是这种急于逃离的叛逆情绪。虽然在这种情绪中，也触及到村庄的人和事，也描绘过大街、土地、山野、草丛，可我的情感是厌恶的，憎恨的，我对村庄人事景致的书写是下意识的。朋友喜欢《小窗絮语》，或许是他看到了那里边下意识的部分：朋友的朋友送来《呼兰河传》，或许是觉得我下意识书写的村庄和萧红笔下的村庄有点像，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唤醒了我对属于自己的那个河谷村庄的感情——那天早上，当我满眼都是我故乡的村庄河谷，河谷两岸丰沛的野草，一股挚热的溪流涌进眼角，我一瞬间热泪盈眶。

④伤害也同样来自于1986年。这一年5月，我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成了天天在文化馆上班的文化人，可是野草一样在山野里长大的我，对按时上下班，对程序和秩序有着天然的抵触：尤其受过教育的小城文化人的假模假式，为一件小事反复争议不断重复的无聊会议……我备感压抑，甚至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就在这个我失眠最厉害的时期，《呼兰河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河谷村庄一一无异于让一株在乡野上摇摇晃晃生长了20多年的野草，回到了那片自由的土地。

⑤我不知道，当年驱车而至的来访者，是不是心灵的自由在喧嚣的开发区备受压抑，才在我无意识写到的村庄里找到寄托？也不知道，那位送我<呼兰河传》的朋友，是不是从我的作品里了解了我的压抑，才有意让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或者，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才能在文字里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艺术王国？我只知道，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陌生人专程为我送来萧红的书，是老天的眷顾，是上帝的垂青，是命运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