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户人家

李青松

小腰岭子屯原有十六户人家，后来就剩下了八户，东一户，西一户，南一户，北一户，毫不规则地散落在山沟里。可是，屯里脑子灵光的人烦了，世世代代土里刨食有什么出息？就有强人把家搬到城里去，再也不回来了。直到有一天，随着一对夫妇在此安家，屯子里的一切悄悄发生了变化。

老邹，五十多岁，面容清瘦，戴一副眼镜，说话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原来搞实业，顺风顺水，算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在城里，老邹的日子过得安安稳稳。可是，突然有一天，老邹跟媳妇贺凤娟商量，去乡下安个家吧。贺凤娟的眼睛眨了眨，说了一个字：行。

老邹驱车来到了小腰岭子屯。他们买下一所破房子，拾掇拾掇，便把家安在这里，成了小腰岭子第九户人家。有村民哧哧笑了，说，人家有能耐的都往外搬，这对夫妇却相中了这破地方，过乡下人日子。就这样，这对夫妇乡下的日子在小腰岭子人狐疑的目光中开始了。

老邹在内蒙古插过队，当过知青，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在农村时，老邹曾经是骟匠呢。骟牛一般是在春天的早晨进行，老邹来到小腰岭子村的时候正好是春天，老邹让村长通知各家，想要骟牛的，尽可牵来。那日天刚蒙蒙亮，老邹就开始忙活了。老邹抖出多年不用的骟刀，几个村民打下手，三两分钟手起刀落，一头牛就被他骟妥了。大家在一旁看呆了。

老邹进屯时，开的是一辆高级轿车。三天后，他把那辆高级轿车换成了一辆皮卡。老邹不是上级派来的干部，但屯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村长老韩都会来请老邹出主意。而很多问题呢，老邹都是靠那辆皮卡解决的。那辆皮卡几乎成了屯子里的“公车”：盖房子拉木料拉砖石，要用这辆皮卡；修路拉河沙拉水泥，要用这辆皮卡；秋收时拉玉米棒子拉黄豆拉地瓜拉萝卜……屯子里的人，人人熟悉那辆皮卡，人人对那辆皮卡充满敬意。

自打老邹来到屯子，这里的人开始时不常地伸长脖子仰望天空。因为小腰岭子的上空，偶尔会有无人机飞来飞去。干啥呢？臭显摆？当然不是。老邹的媳妇贺凤娟是某大学教授，手上正在做课题，无人机是人家做课题的探测工具，地形测绘要用无人机拍照哩。换个角度看世界，小腰岭子变得新奇了。

有一次，屯子里吴老二家的羊丢了，四处寻找不见踪影。老邹闻讯后，跟贺凤娟说，要不让无人机升空找找？于是，无人机升空了，终于在一道河湾里找到那只羊。还有一次，山洪暴发，屯子里住得最偏远的一家老人病了，高烧不退。他家人给贺凤娟打来电话，问有没有退烧药。贺凤娟翻箱倒柜找到了退烧药，可是怎么送去呢？必经的一座木桥刚刚被一场洪水冲断了。情急之下，贺凤娟用胶带把药品绑在无人机肚子上，外层还加固了防撞泡沫。手指在遥控器上轻轻一点，无人机升空了，几分钟后，那边就收到了药品。老人吃下退烧药后，病情很快得到控制。

老邹两口子在家种了些西瓜。贺凤娟吃瓜，顺手就把西瓜和瓜地的照片发在微信上，马上就有人来问这问那，价刚一报出，就有买卖上门。说话间，一百斤西瓜就卖出了。这倒给贺凤娟带来了启示，何不开个微店，把当地的土特产品往外卖呢？于是，小腰岭子屯的黑玉米、黑花生、黑稻米、黑木耳、蚕蛹、土鸡蛋、柞蚕丝被、獾油很快就通过微店销出去了。屯子的人瞪大了眼睛。

在村民眼里，劳作不止的老邹，是越来越像农民了。在老邹眼里，掌握了多种技能的村民则是越来越像自己了。时令一到，村民会提醒老邹该种什么了，怎么种。老邹尽管心里已经清楚了，但还是会虚心听他们把话讲完，有时还刻意请教一番。老邹和农民打交道，和他们一样蹲着说话。老邹家的门也从来不上锁，他置备了农村过日子几乎所有能用到的工具，一件一件挂在墙上。村民来他家里借，见他不在家，自己去取。

老邹家搞照明电路集成安装，冲水马桶改造，在太阳能水塔上接自来水管，暖气循环系统集中供热等等设施，都不怎么声张，搞好以后，再把好处有意无意地说给村民听，用不了多时，家家也就照着弄了。渐渐地，屯里人把老邹当成了自己人，大事小情总要请老邹到场。杀年猪，家家请老邹去吃肉喝酒，老邹也不客气，该吃吃，该喝喝。酒桌上拉拉家常，说说来年打算，倒也尽兴。

在小腰岭子屯里，老邹的心不累，安宁，踏实。

（有删改）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3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呢？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也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北京青年报》2018年0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