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6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网络视频直播平台是基于移动终端的信息实时发布与社交互动平台，充分融合了移动化、视频化、社交化三大互联网发展趋势，并不是简单的“电视直播+移动端互动”，而是以社交为基础，满足碎片式、场景化、主题性的互动需求。2016年，大量资本涌入网络直播市场，说明网络直播正成为带动网络视频产业的新契机。相关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全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超过200家。预计到2020年，网络直播市场规模将达到600亿，甚至有研究认为2020年网络直播及周边行业将撬动千亿级资金。

（摘编自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16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材料二:

娱乐直播市场产业链

（资料于《2016中国娱乐直播行业白皮书》）

注：PGC是指专业生产内容、专家生产内容。UGC是指用户生成内容。

材料三:

作为一个颇有人气的行业，网络直播门槛低。有调查显示，95后毕业生想做主播的超过10%。网络主播赵子懿认为，虽然一些低俗的直播方式会暂时吸引大批粉丝，但不是长久之计，应该给自己的粉丝传递一些正能量。国家网信办出台《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网络直播监管趋严，未来直播行业会更加注重内容，脱离低俗。  

 （摘编自《记者调查：互联网直播如何不再“任性”》，2016年12月2日央广网）

材料四:

相比文字、图片和传统视频，移动直播“随走随播随看”的特点，极大丰富了应用场景和展现的题材。直播正成为新型的正能量传播平台，为加强新闻宣传报道，增进政府机构、领导干部与网民互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前国家正加快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发挥互联网对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推行公开透明服务的促进作用，在医疗、健康、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提供实时在线互动的政务服务。“移动直播+政务”正蔚然成风，如地方高新区通过直播打造阳光政务，围绕重点项目建设、棚户区改造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展开视频直播，让辖区百姓更及时、更直观地了解政府工作进展，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在即将到来的“直播+政务”时代，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和运营经验也将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2月1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三大国家级媒体均推出了自己的直播类产品。   

（摘编自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网络表演（直播）社会价值报告》）

说曹操，曹操未必到？

近日，河南公布“发现曹操墓”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一些学者表示目前证据还难以支持“新说”。

研究汉魏石刻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震云说，他认为曹操墓的认定“非常搞笑”。专栏作家、历史学者陶短房认为曹操手下的军官墓里都可能放一把曹操用过的武器，“如果我非要说这是许褚的墓地，他拿什么反驳?”而与安阳隔漳河相望的河北邯郸也提出疑问，认为曹操墓更可能在漳河北岸的邯郸。

“确认曹操墓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刘心长的质疑集中在陪葬品、周围墓葬和头盖骨的考证上。66岁的刘心长，从事历史研究30余年，从邯郸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岗位上退休，著有500多页的专著《曹操墓研究》。

刘心长的第一个疑点，指向那几块关键性的石牌和石枕。这些圭形石牌，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字样。刘心长的疑问是，曹操死后被汉朝皇帝追封“武王”，是在曹操下葬之前还是之后，这个时间无从查考。如果是在下葬之后，那么有没可能把墓再打开来，将刻上新封号的物品埋进去?刘心长还有一大疑问:“曹操在遗嘱中要求他的墓‘无藏金玉珍宝’、‘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那么在这个墓中出土的250件器物中，为什么会有金、银、铜、铁等金属物件，甚至玛瑙、玉石等珠宝?”

“曹操墓不可能是孤零零一个墓，周围会有群墓。”刘心长说，“曹操的大将夏侯惇死后也葬在邺城附近。如果安阳的墓周围有重要的文臣武将的墓，这也能说明问题。”刘心长在其著作中对曹操墓的位置进行了研究，他画出的曹操墓地图分为北区和南区。以邯郸和安阳分野的漳河为界，河北磁县讲武城乡以西和时村英乡中南部视为北区，河南安阳安丰乡属于南区，共5平方公里。两区都在曹操遗嘱所描述的方向上。刘心长说:“这两个区域都有可能，我更倾向于北区。”他的理由是，曹操主张“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从这一带的情况看，南区北临漳河，难以埋葬公卿大臣，且土壤肥沃，不符合曹操要葬在“瘠薄之地”的要求。

唐朝诗人王勃《铜雀棘二首》中也写道:“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刘心长解释说，高台即铜雀台，西北望即望向曹操墓。“从今天尚存的铜雀台遗址的方位看，如果曹操墓在安丰西高穴，那就是‘西南望’了。”

针对学者以及大量网友提出的质疑，挺河南的中国社科院相关专家昨日做出回应，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室主任、著名汉魏史学家梁满仓。

疑问一：曹操死在了洛阳，怎么会选在古邺城建墓穴?“我觉得这样做非常正常。”梁满仓说，曹操的一生，与洛阳、许昌、邺城三个地方有着紧密的联系，许昌作为一座帝都，曹操在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另外曹操也经常在洛阳活动。但曹操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邺城这个地方。另外，据考证，曹操家族的宗庙就修建在邺城附近。疑问二：为什么墓内没有墓志铭?“据我所知，在东汉同时期出土的墓穴当中，尚未出土墓志铭。”刘庆柱表示，墓志铭较多地出现在东汉以后的朝代，因此，曹操墓中没有发现墓志铭并不意外。不能单纯以有没有墓志铭和哀册这一标准来断定曹操墓的真假。疑问三：曹操是盗墓行家，为什么墓地没有重重机关?刘玉柱说，虽然曹操曾经做过盗墓的勾当，但称为盗墓行家，此说并不严谨。据他所知，大多数古墓中，也是没有所谓的机关的，曹操在墓中安装机关的可能性也相当小。疑问四：能否找到曹操的后人做DNA鉴定，确认一下?“谁能找到曹操的后代?即使找到了，谁能够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曹操的后人?”对此，刘玉柱表示，寻找曹操后人难度大，不太现实。

但有网友提出，可以找到当时曹氏家族的墓地，进而提取其家族成员的DNA，与曹操的头盖骨相比较，该做法还是比较有可行性的。但从生物遗传学角度来看，曹操的头盖骨中能否提取到有效的DNA，这个很难说，仍需相关专业人士确认。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具有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