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些电商平台会利用满减、红包、优惠券等活动，通过“先涨价再促销″的方式，以假折扣误导消费者。某些网店经营者为吸引消费者，不惜在商品标题或宣传页面中夸大甚至虚构部分产品功效或性能。许多商家以次充好，混搭销售劣质商品。还有许多商家把钱花在“刷单”上，很多消费者容易被虚增的部分好评或销量蒙蔽。网购不仅要看商品评价和成交量，还要注意销量突増或突减现象。不少网店经营者断章取义，利用声明、规则、通知等形式“秒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且常常利用合同约定，使用技术手段强行搭售，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一些“网络专供款”不仅质量参差不齐，售后待遇也大相径庭，售后维权的成本较高、周期较长，这种既费时又费钱的等待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煎熬。部分不良商家针对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消费层次等特征，定向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容易导致订同样的酒店、买同样的服务，苹果手机用户比安卓手机用户贵；同样的打车起点和终点，不同用户价格也不一样。

（摘编自《市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警示：网购的八大“陷阱“》，《盐阜大众报》2019.03.15）

材料二：

不再“单纯”的微信朋友圈已发展为网络营销的一种常见方式和渠道，由此衍生出的购物纠纷事件也频频发生。微信属于社交媒体，通过微信朋友圈购物，卖家很分散，而且没有一个像阿里或其他电商这样的专业电商平台来规范买家和卖家的关系，没有对卖家资质的审核、验证以及信用评价，导致微信朋友圈的卖家质量和信用良莠不齐。从平台的角度来讲，作为社交平台，微信上很多信息都很私密，平台基于对用户隐私权的尊重，不能监控人们的日常通信，所以发在朋友圈的广告以及微信交易确实很难监管。

据统计，2018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31.6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5%。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叶，也引发诸多消费纠纷——2018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网络购物投诉168.2万件，同比增长高达126.2%，虚假广告、假冒伪劣、质量不合格、经营者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等成为投诉的主要问题。

（摘编自《微信“朋友圈”渐成“商业圈”网购还有多少痛点待解》，《光明日报》2019.04.22）

材料三：

针对网购行业的种种乱象，2019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义务，同时还强化了经营者的举证责任，这无疑为消費者维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再次表明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线上网店还是线下门店，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不能突破合规的基本框架。

无论是电子商务法对商家行为的规范，还是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本质上都是对整个电子商务行业规则的重塑。当然，从缺少规则、野蛮生长向透明化、规范化过渡，可能会伴有转型阵痛，但从长远看，只有电子商务经营者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来参与市场竞争，履行自身义务，整个电商行业才能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要真正让网购环境清朗，必须构建起买卖双方和监管者共同发力的消费环境。盼望随着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断落实、监管部门的重拳整治、网购平台的自我净化以及消費者维权意愿的不断提升，未来的网购商品不仅能让人们买得放心，而且用得舒心。

（摘自《对网购乱象不能“自认倒霉”》，《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5.01）

媒介融合时代，由于新媒体的迅速成长，传统主流媒体的发展遭遇困境。面对新的、复杂、多变的舆论特征，主流媒体需要肩负传媒、社会、国家发展的重任，因此提升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显得尤为重要。

从渠道来说，必须加强主流媒体的网络传播能力建设。在舆论事件出现后，主流媒体最直接、最有效的舆论引领方式便是“网络发声”。因此，必须着力加强主流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自办媒介融合产品的建设。一方面，在平日里，上述网络传播渠道需要尽可能积累订阅、关注、下载的用户，这样舆情一旦出现，便有更多民众能关注到该媒体的发声；另一方面，在事件发生时，这些主流媒体的网络渠道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尽最大可能使得自己所发之声被最大量的民众分享、传播，形成微博、朋友圈、微信群等的“刷屏”之势，以实现网络舆论正向引导。

从功能来说，必须加强主流媒体的舆情矫正方式建设。当前主流媒体除了利用网络传播渠道，还需要利用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介矫正舆情，聚焦于如下三种方式：一是对舆论事件进行深度的全面、拓展报道，矫正网络信息的碎片化、零散化；二是对舆论事件进行深度评论，以诚心正意的正向观点，矫正网络舆论的负面导向；三是对舆论事件进行信息核实，务求客观、公正，矫正网络舆论散播的谣言和不公正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主流媒体将公正、客观、深刻的观点尽全力传播开来，同时又要避免制造主流媒体与网络舆论场的观点对立，避免出现可能供网络舆论批驳、消费的“槽点”。

从时机来说，必须加强主流媒体的舆情应对策略建设。主流媒体需要认真研究传播规律，提高选择“适当”传播时机的能力。具体而言，根据事件的不同，主流媒体要么第一时间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强调“快”；要么找准适当的时间点出击，强调“巧”。同时，在后续的不同时间节点结合“巧”传播，跟踪各传播阶段的舆论动向，以持续巩固传播效果。

从内容来说，必须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艺术思维。主流媒体要努力提高舆论引导时的“贴近性”，更加接地气，祛除宣教气，切实将民众视为“对话”主体，使信息包装和传播更加符合民众的心理接受机制。例如，注意提供丰富而可信的信息，进行公正而客观的解读，引领积极而有益的思考，回归常识，走向亲润。

从机制来说，媒体监管部门需为主流媒体提供舆情引导空间。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建议监管部门以更宽松的姿态、更开放的政策、更包容的规则，监管并服务主流媒体。首先，就提升传播时效性而言，媒体监管部门亟需提高信息审核速度，避免由于层层把关而导致传播时机的丧失。其次，就提升传播透明度而言，媒体监管部门需要提高对内容审核的宽松度，避免由于传播内容过于保守和有限，而导致舆论引导效果的微弱。总之，政府传媒监管服务需要逐渐走向一种“自觉”，需要更清晰地认识到融媒时代主流媒体社会角色的变化，勇于革新。

（摘编自刘俊、胡智锋《媒体融合时代主流媒体如何提升舆论引导力》）

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内容形式，一般说来，均与社会有关。但社会对作品结构形式的影响关系，至今仍不太明了。我们不很清楚为什么唐代没有像宋代那样的词，社会究竟能不能对作品的结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社会态度能否成为作品构成的要素。由于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只跟作者或作者族群的思考方式有关，除非实际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有特殊明确的证据，否则，以上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难以回答的。

但就作品的内容形式来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就明晰得多了。作品中的事件，往往取材于社会及生活，它所表现的思想，亦需与社会相呼应。因此，有些研究者便很兴奋地主张文学的本质即在于表现社会，甚至于可以作为反映时代的社会史文献。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他自认为是在撰写一部 19 世纪的法国风俗史，但他也深知，凡是艺术家都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寻找人物与事件的意义、思考自然的法则，并观察社会与永恒法则间的关系，而不可以只是摹写或记录现实。这种讲法，刚好说明了文学作品固然可以选择社会事件为题材，但社会事件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与主题。倘能发掘人生的意义、探寻永恒的法则，则脱离社会与生活，直以冥想幻思为之，亦无不可。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作品模仿现实世界，是作家古老的梦。但是，文字本身只是个符号，符号诚然可以代表事物，但它总不等于事物。换句话说，文字这个象征系统与社会实践结构系统之间，只是一种象征的指涉关系，它永远不能等于社会现实。其次，象征系统是由作者主观地安排组织而创造出来的。它表面上仿佛复现了一个客观世界，但实际上这一组有组织的象征经验却来自作者特殊的臆造。所以，莫泊桑才会说：“有才能的现实主义者，倒应该叫做臆想制造者才是。作家除了用他所掌握和能运用的全部艺术技巧，来忠实再现这个臆想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使命了。”这种臆造，正显示了作者面对社会事件时，必有他独到的意义追求。在文学作品中，一切事件与人物，均为表达此意义而存在，是否取材于社会及生活，根本无关宏旨。

但话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和意义追求与社会无关。因为作品的思想，通常总是跟社会相呼应的。所谓呼应，是指以下三个方面：与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对社会的批评。文学作品有时会响应、鼓动、顺从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但有时也会对时代风气提出反面的意见，或对抗或超越，一如它也必然会对社会现状有所认同或批判。一部文学作品，在此必有其选择，只不过这种抉择，我们不宜遽视为作品优劣的衡量依据，因为反抗或批判有时虽是一桩好事，有时也会变成毒杀苏格拉底与耶稣的愚蠢暴行。顺从时代思潮，未必是开明；逆抗流俗，也未必即是前进，一切都须审慎考量。至于文学作品中独立的思想建构与价值呈现，有时候当然会与社会组织有关，像《黑奴吁天录》这类作品，显然就不是没有黑奴制度的地区所能产生的。然而，作品的思想是否即受社会“基础”或“背景”的制约呢？那倒也不见得。反而是愈跟社会组织关系密切的作品，愈限制了它意义的可能和流传的时空。一般作品的思想，虽往往呼应了社会的组织关系，但其思想本身也自能发光，《红楼梦》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摘编自龚鹏程《文学散步》）

中药是我国的民族瑰宝。

随着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的日益增加、健康观念的变化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相较于毒副作用相对较大的化学药，中成药以其源于天然、副作用小、疗效确切、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和优势，逐渐被世界认识并接受。中医药学优势日益凸显，中医药服务发展迅猛。

目前，中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系统的现代经济产业之一。中药种植业、中药制造业、中药流通业构成了完整的经济产业链。我国每年向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大量的中药材和植物提取物，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当前我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随着我国药品监督管理的逐渐规范，中成药工业发展态势良好，进入较为平稳的发挥阶段，销售收入由2011年的3318．72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223．92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7．02%。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中国报告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植物药市场销售额已超200亿美元，而作为中药起源地的中国，却无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2012年在中药出口品种中，中药提取物出口额仅为11．3亿美元，占中药出口额的48．5%。中药材和饮片的出口额为7亿美元，仅占出口额的33%。

（摘自2013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网）

近年来，我国中药秘方大量流失，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据统计，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药被国外企业抢先申请专利。中医药如今成了发达国家的“摇钱树”，“老祖宗的宝贝”沦为人家碗里的“肥肉”，难道不该警醒吗？

中医无国界，技术有归属。中医药扬帆起航，走出国门，不能丢掉国际话语权，必须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用法律手段保护好知识产权，筑牢“防火墙”，烙上“中国印”，让中医药这座宝库永远姓“中”。

（摘自201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2017年初，浑身布满穴位的针灸铜人，在瑞士日内瓦世卫总部亮相，而早在2011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发表了中药治疗甲流的临床研究成果，这两件事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

在西医看来属“不治之症”，中医依然能上演妙手回春的传奇，中医彰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可以解决一些西医无法解决的难题。

中医药在海外蓬勃发展，中医药目前已遍及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10个。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数据不包括中国）中医药团体有1200多个，目前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医针灸师有50多万名。

（摘自2017年2月1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