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是执行判决，结果居然是无罪释放，老周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经过几天的排练，悠扬的歌声从仓库改造的教室飘出。这歌声那么美妙，甚至让老周产生了憧憬。

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

童谣岁月长

唐 毅

回老家逢着儿时伙伴，讲起孩提时代的“玩”，回忆再三，一些似已淡忘的旧事，又渐渐明晰起来。小伙伴之间，做游戏、讲故事，是必不可少的，在一起“唱”童谣的时候也多，也很有趣。至今还记得一些，如《打电话》：“喂喂喂，打电话，问你的幺妹嫁不嫁。嫁给我，我不要，嫁给别人我要告。”已经忘了是怎么学会的，当时也不知道“嫁”的含义。但很好听，童声清亮，抑扬顿挫，韵味十足。

在我的老家，童谣并不是“唱”，而是念，但又近乎于唱，很特别。通常情况下，小孩子唱的童谣是由成年人教的，谁教呢？妈妈是最好的老师，其次是外婆。小孩子对长辈的依恋，大概也是从童谣开始的。譬如有一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桥在哪里呢？不知道。小孩子唱着，想象里也一定有一座古老的桥吧。

我的外婆在我出世前就不在人世了，自然不能教我唱童谣。但别的孩子有外婆，我可以跟着学，或者别的孩子学会之后，听他们唱一遍，我也就会唱了，如“老天爷，快下雨，保佑娃娃吃白米”。或者，有时回家，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拉过来又推过去，做“拉锯”的游戏，“拉锯，还锯，外婆门前耍把戏；请孙孙，去看戏，没有好吃的，青菜萝卜也可以”。每每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想念从未见过面的外婆。

童谣是童年的蓝天和白云，是孩提时代快乐的歌。有时，想起儿时玩过的游戏，讲过的话，仍禁不住笑。毕竟真实地拥有过，谁不是从天真无邪的童谣里走过来的呢？回忆真有意思，可以把那些美好的童真在心里重演一遍，暂时拉近距离。有一首北京儿歌，是这样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啊？——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这同故乡的那首《打电话》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大概也不是小孩子自己的作品，是大人教的。

周作人则坚信童谣是小孩子自己创作的，并且批评大人常常看不起小孩子、认为儿童的言行幼稚可笑的观点。小孩子的创造力也是很惊人的。不可否认，有的童谣肯定是小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或经成人润饰，但其“著作权”是不容一笔抹杀的。

在清代，有人编过一本书叫《天籁集》，所载内容都是出自儿童之口。许是取其诵声有如天籁，是世间最最质朴的语言。后人有跋语曰：“万木响刁调，扁舟一叶飘。两间自天籁，千古乃童谣……”

现在读到一些韵味隽永的儿歌，为了不致忘记，就要用笔记下。也真有些无奈，童谣的流传，原本是用口的，童年时候，哪里需要用笔呢？长大了，在这方面真不中用。中国的民间文学，多是以口授的形式流传的。童谣也属于民歌的一种。可现在一些严肃的新诗，常常不如童谣有意思。比如《过横塘》：“月光光，照河塘。骑竹马，过横塘。横塘水深不得过，娘子牵船来接郎。问郎长，问郎短，问郎此去何时返？”像唐诗，像宋词，像元曲，更像一首好的白话诗。

成年的岁月里，童谣总是让人思考，却再也记不清楚，也念不出曾经的“味道”。我的童谣，似乎还停留在故乡的草丛间。

不过，故乡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但那童谣的岁月，仿佛之间，是真的渐渐远去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