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它主要通过民族本身的特性、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流传至今，融合了人们的各种认同，从而阻止了不同的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加深对不同文化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微观文化知识的了解，才能有效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民族优越感是影响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标榜自己的价值，所有的民族都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主观盲目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信仰都是正确的，并觉得自己民族的一切都优于其他民族客观存在。民族优越主义者固守自身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一方有意忽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与习俗，那么双方的交际沟通就会出现障碍。

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思维定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以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评价别的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容易对其他文化产生否定反应。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承认和接纳人类的多样性，给予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群体平等的地位，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彻底去除民族差异和种族偏见。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个人价值因素。价值观是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由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其文化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想意识中，其社会关系更强调人性化和共存化的相互帮助与协调关系，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能、个人目标和个人利益等显然不同。但交际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都是本民族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不仅是生活习俗和语言行为的差异，也包括个体思想观念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场合中，宜遵循文化交际原则，努力寻求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跨文化交际路径。

加强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培养和引导作用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途径。教育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水平是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西方社交礼仪既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差异。交际双方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该了解对方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相关知识，并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生活与语言习惯，求同存异，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平等与等级观念、时间概念、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等，以获得对方的满意和认可。

（选自《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有删节）

佛、道二教同传统儒家并称“三教”。三教自并立以来。既相互排斥争斗，也相互吸收、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佛教精微的义理、道教长生不老等思想对皇帝贵族和一般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果轮回、鬼神报应又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迷信心理。故无论儒家如何抵制，佛道二教的声势和影响日渐扩大，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领域亦受其浸染。

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世俗化推进，以求贴近广大下层民众，扩大影响。这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太平广记》载唐代俳优李可及以倡优身份讲论三教，言释迎如来、太上老君、文宣王皆为妇人。将三教所奉教主作为取笑的对象，虽有不敬之嫌，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三教间融洽的关系，而皇帝听罢“意极欢’宽赐颇厚”，也表明统治者乐见三教间和谐共处。

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思想的融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小说中收入表现三家思想的故事，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作品中就已有所表现；二是在一则故事中反映出两家甚至三家思想。唐宋文言小说中存在大量有意模糊佛道界限的作品，僧人道士化、道士僧人化。如《广异记·刘清真》中的五台山僧人便是佛道一体的形象。

中国古代的三教融合往往呈现“以儒家为主导，释道二教向其靠拢”的形态，如释道二教都将“忠”“孝”置于教义中的重要地位。唐代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没有“君臣”“纳谏”“忠孝”等类目，显示了佛教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强调较佛教更加主动，其戒律要求信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可见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忠孝节又等儒家伦理观念同样成为道教价值中的一部分。

释道二教向儒家的靠拢在唐宋文言小说中有诸多袁现，如五代杜光庭所撰《录异记》在“仙”“异人”后设有“忠”“孝”二门，是忠孝观念在道教小说中的反映。在道教小说中有一类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写阳翁伯“事亲以孝”，他的父母死后葬于无终山，他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最终得结佳偶，双双得道成仙。

宋代三教融合更蠹深入，表现在小说上，就是不少作品中的三教思想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宋代李昌龄所编《乐善录》多辑因果报应之事，它出现于理学昌盛的南宋，受到上层文人的推重，称其“深有益于世教”，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已选相当之程度。

(摘编自周瑾锋《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