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

“他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形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也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他从医75年，将超过15000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就是朗读者吴孟超。”他，被人们称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今年已经96岁。

他的右手，握过众多的奖杯，但却最契合止血钳的形状——筋脉虬结，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但又超乎寻常的柔软细腻，指甲整齐润泽——食指畸变是因为过去的成千上万台肝脏手术，细腻灵活是为了未来能再多帮助一个生命。庞眉皓发的吴孟超说，自己爱惜手要远胜过脸。脸老了没有所谓的，但是这双能在手术台上连续操作十个小时的手，是和死神博弈的利器，在肝脏的方寸之间渡人生死，接病人回到人间时，要稳健而有力——在面对病人满腹腔的充血时，所有人都只能看到满眼的红色，但吴孟超的手可以直接伸进去，代替眼睛游刃有余地选中血管一掐，血当即就会止住。

吴孟超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他初中毕业时，祖国正遭受法西斯的侵略。按照当地习俗，校方要出资让毕业生聚餐。“奉献自己”的种子，已经在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心中深种了——他当即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送往了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

吴孟超下定决心，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即使一人之力不能救祖国于水火，也要和亿万同胞共赴汤蹈火。吴孟超走了一个月的水路、旱路，来到昆明，却发现去延安的路只会更加漫长凶险。同学劝他，与其送死，不如科学救国。于是，吴孟超暂时按下自己内心的激愤，投入了考取同济高中的复习中。后来，吴孟超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有幸听到了“当代中国外科之父”、在二战中挽救无数生命的裘法祖教授的课，顿时被他的渊博知识、精湛医术所折服，用吴孟超自己的话说，“成了他的铁杆粉丝”。后来吴孟超在医院当住院医生，才得以近距离地跟裘法祖查房、看他手术，真正如愿以偿地成为他的学生。到今天，中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吴孟超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和第三代、第四代学生。

吴孟超再次回到马来西亚时，父亲已经因为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去世了。他为了救国，学了这一行，却没有机会给自己的父亲医治。他在父母的墓前，说：妈妈爸爸，我已经为祖国做了一点事情。

在2004年，82岁的吴孟超，不顾众人的反对接下了一台复杂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手术的对象是一个叫甜甜的女孩，她肝脏的肿瘤，比篮球还大，大到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肝移植一条路可以保命。同事偷偷劝吴孟超，说别人都不敢切，你切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 在旁人在乎“晚节”大过天的年纪，吴孟超只认“人命关天”，他果断地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名誉算什么! 2004年9 月24日早上8点到晚上6点，吴孟超通过整整十个小时的手术，给女孩切掉了肿瘤。女孩说：“后来我选择了9 月24——让我获得再生的日子，和我心爱的人携手走上红毯。今天我可以拥有完整的人生，谢谢您。”

在吴孟超这里，所谓“人上人”的荣耀他尽管让别人去享受，他只图善尽“人中人”的天职。一生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别人感恩的话;听到最多的字眼，就是“谢”这个字。但这对于像吴孟超这样的医生来说，足够美好了。

(选编自《朗读者》第二季第9期)

（相关链接）

①吴孟超的同事：“认识您三十多年了，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靠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您说，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对于自己越喜爱越器重的学生，吴孟超会越严厉。学生张绍庚说，导师常常告诉他们：“一定要趁年轻时好好学习，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具备严谨、细致和耐心的医风，否则将一事无成。”

(央视网《中国微故事》，2018年07月26日第80期)

②“一个医学家应该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终身追求。”“虽然退休了，但只要组织需要，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战斗!”吴孟超说。

(2019年1月15日《文汇报》)

迄今为止，记忆一直与人体尤其是大脑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理解，群体不可能有记忆，因群体不拥有身体和大脑。学者们充其量承认，某个个体所具有的记忆是在他与其他人交往中，并且是在社会的框架里形成的。这正是法国哲学家哈布瓦赫的观点。根据他的论证，没有社会机制就无从谈起记忆，因为一个人总是根据一定的范畴把接收的印象整理成可以回忆的信息，而这里所说的范畴具有社会性质。如果使用哈布瓦赫老师涂尔干的话说，回忆和过去是“集体的描述”。因此，哈布瓦赫使用“集体记忆”这个概念，以指代个体的记忆及其社会起源。。

我们用“文化记忆”这个命题对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加以扩展和完善。首先区分三种记形式：个体记忆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集体记忆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文化记忆是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文化记忆的概念超出了“传统”这个概念的范围，因为文化记忆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遺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和断裂。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且形态各异，所以很难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的限制。文化记忆具有多层含义，一旦借助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并被人阅读，就面临被修改的可能性。有的文献可能被废弃或者受到忽视，有些则被视为核心文献。文化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的变化，所有那些被认为对当下无足轻重的东西都被忘记；而在有文字的情况中，文献通过审查被分为经典与档案，经典指那些必不可少的，而档案则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把哈布瓦赫称为“集体记忆”的东西叫作“交流记忆”，目的是把这种记忆与文化记忆加以区别。所谓交流记忆就是随着具体环境变化的记忆，这种记忆一般不超过三代人，内容主要包括回忆、想象、俗语等。这些记忆存储在头脑里，人们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便能够凭借这些记忆进行交流，而且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哪些集体记忆最终转化为文化记忆，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犹如长销书与畅销书。

相比之下，文化记忆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视域，它可以长达两三千年，因为它建立在特定的基点上。以古代西方文化来说，这个基点包括《荷马史诗》。我们现在知道古埃及金字塔铭文和苏美尔祈祷文的成文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但是它们不属于西方的文文化记忆，因为它们并未构成西方人确立文化身份时的坐标。

（摘编自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