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尊

周海亮

那是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日子。

他失去工作，粮尽弹竭。他认为城市里，纵是一条狗也比他活得幸福。因为狗可以乞讨，他不能。因为狗没有尊严，他有。

他开始拣垃圾。纸箱、啤酒瓶、香烟壳、食品包装袋……所有能够换成钱的东西。在夜里，当他将头深深探进臭气熏天的垃圾箱，他泪流满面。

只要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他还是那个骄傲的年轻人。他的领带会打起漂亮的结，他的西装口袋里会插着洁净的手绢，他的皮鞋，一尘不染。

他把六个垃圾箱在租住的小区里一字排开，夜里，他像一条落魄的狗。

每天都有收获。其中一个垃圾箱，更是一个富饶的宝藏。那里面有成箱的空易拉罐、成捆的旧杂志、奇形

怪状的玻璃瓶……每天晚上，这些东西会在垃圾箱里静静地等着他，然后，待第二天，它们就会变成馒头和咸菜，让他有力气在这个城市里继续奔走。

后来他发现一个问题。似乎，这些东西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的。它们总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出现，它们摆放整齐，就像夜市上精心摆置的小摊。夜里他偷偷观察，果然见到一个男人将一包“垃圾”规规矩矩地放好，然后躲到远处，静静等待。

他感激那个男人，可是他有被伤害的感觉。强烈的自尊心让他想放弃那些东西，强烈的饥俄感又让他一次次将那些东西拣回来，然后变成馒头、咸菜……他暗想，假如他将来发达了，一定要回来好好感谢这个男人。

后来他真的发达了，资产足以买下一条街。他想到了报恩。

他回到当初租住的小区，见到了那个男人。

他知道，现在的那个男人，生活得并不容易。

似乎那个家至少二十年没有装修，地板翘起了角，水龙头“嘀嗒嘀嗒”地滴着水。老式的家用电器，老式的厨房用具，老式的沙发和桌椅，男人似乎仍然生活在十几年以前。

他说：“我知道那些东西是您故意放进垃圾箱的。我知道当初，您在顾及我的自尊。”

“是的，我在顾及你的自尊。”男人说那时我生活得尚好，可以送你一点多余的东西。它们虽不值钱，但也许可以帮你撑日子。”

“您的确帮我撑过了那段日子。”他说，“如果没有您的暗中相助，我也许早就回到了乡下。那么现在，我就不再是一个企业家……”

“我在报纸上见过你，”男人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

他笑笑，说：“这些年，我过得并不容易。您知道，白手起家，这有多难……”

“你不是白手起家。”男人说我知道那个花瓶即使在当时，也最少值十万。”

“花瓶?”

“是啊。”男人说你离开的前一天，我在给你收拾废品的时候，将那个花瓶也装进塑料袋，放进垃圾箱。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个花瓶能值那么多钱，否则我也不会把它当成废品……”

“可是我没有拣到花瓶……”

“你拣到了。”男人说我亲眼见你拣起那个塑料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元朝的花瓶，值很多钱…… 你肯定也知道……那么独特的花瓶，你不会当它是一件废品……”

“可是我真的没有拣到花瓶。”他说，“如果拣到了，如果我知道它很值钱，我会还给您的……”

“你不会。”

“我会。”

“那你为什么第二天就搬走?”

“因为我找到了工作……要住集体宿舍。”

“那你怎么会发达了？”

“两年以后我与朋友合伙，赚了点钱。然后我开始单飞，资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谁信？你白手起家，这么短的时间就腰缠万贯，谁信？你卖掉了那个元朝的花瓶……”

他盯着那个男人，突然产生出一种厌恶并且愤怒的感觉。很显然，那个男人记错了。他记得很清楚，那天，男人放进垃圾箱里的那个塑料袋里，根本没有花瓶。他绝不会漏掉。那段时间，每一天，他都将那个臭哄哄的垃圾箱翻个底朝天。

“真的没有花瓶。”他说，“我没拣到你的花瓶。”

“你不必害怕，我不会跟你要的。再说花瓶早被你卖掉了，还怎么要?”男人说，“可是你不承认，就不对了。现在我生活得很落魄……前几年下岗，做生意，赔光了家底，贷款……老婆也跑了……近来我常想，假如那一天，我没有把那个花瓶送给你，该是另外一种生活吧……”

他低下头，不再说话。本来他带了很大一笔钱，这笔钱，也许远远超过那个花瓶的价值——如果男人真的有那样一个花瓶的话，然而最终，他没有拿出那笔钱。

他认为没有必要。他不想将那笔钱送给男人。他离开。走到门口，他扭头，认真地对男人说：“你的确伤害了我的自尊。却不是以前，而是现在。”

（有删改）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玫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也许还会鄙视林纾的经不起引诱。

（节选自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

快乐的猪

韩振远

朋友说自己的愿望是做一只快乐的猪，我觉得像遇见一位哲人，从此喜欢上了她。人一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当牛做马，其他像如狼似虎，猥琐若鼠，绵善如羊，动若兔，敏如猴都相对容易，唯有想成为猪，难矣！若能成为快乐的猪，则幸之甚矣。

猪的哲学是安于现状，只看眼前，不想以后。人活到五十岁才知天命，猪从一出生就随遇而安乐天知命。世世代代都被人屠宰，从没有苦大仇深，永远是傻乎乎的样子。猪是人类最早的朋友，也是人类宰杀最多的动物，但猪与人类从没有恩怨情仇，谈不上痛恨，也谈不上感激，看似浑浑噩噩，憨态可掬，实际高明无比，看似糊涂，实乃聪明，这样，人就得老老实实伺奉，猪也乐得享受，根本不在乎平庸，可以无为，决不碌碌，在意的事只有长身体，因而心宽体胖。猪把忙忙碌碌、殚精竭虑之类的词统统让给了人类，人说：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猪不同意。人说：活着就要思考。猪也不会同意。猪不想当苏格拉底，也不想做洛克菲勒、乔布斯，要的只是当下快乐地生活。猪是入世的，只会接受，不会拒绝，无论忧郁还是悲愤，随你吧，猪才不在乎。至于回报嘛，猪有猪的讲究，不求过程，只要结果，快乐一生，最后用身体回报，供人宰割，做“庖厨之用”。猪的一生结束后，毋需哀荣，更不需永垂不朽，怎么评价是人的事。

许多人欣赏王小波那只特行独立的猪，是因为自己平庸，在为那只猪叫好之际，集体被王小波幽了一默。其实，只要做了猪就该顺应猪道，不然，会在不断地赶杀中失去自我，王小波的那只猪最后就变成了一只没人疼的野猪，风餐露宿流浪田野，实在可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猪不堪忍受人类压迫，发动了一场革命，结果变成与人一样残忍的动物，将动物庄园弄得血腥味十足，完全没有猪味，着实可恶。

做一只快乐的猪并不容易。集体化时期，我曾当过两年饲养员，喂过一大群猪。我家也先后喂过许多只猪，因而，我深知猪之生活三味。给生产队喂猪时，我把猪分成两圈，一只即将分娩的女猪单独养在一座条件较好的猪舍里，像个佣人般天天打扫清理，如同伺候住在别墅里的贵妇。十几只克郎猪群养在一座条件极差的圈里，由他们泥里水里淌，任圈里臭气熏天并不理会。经常看到的情况是，那位别墅里的贵妇猪形单影只，落落寡合，而群养的平民猪则嬉闹追逐，嗷嗷欢嚎，好生快活。我把煮好的两种食物分别倒进槽里时，两边圈里的猪对食物的态度也大不一样。一边是精制美食，贵妇猪吃得十分秀气，像林黛玉一样煞起眉头，挑肥拣瘦，郁郁寡欢，连我都生出几分怜悯。另一边，不等食物落下，已集体欢呼，像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般个个表现出旺盛的食欲，吃得气吞山河。后来，等产下猪娃后，有一大群孩子相伴，那边的秀气猪才恢复了常态。由此我认为，猪和人一样不喜欢离群索居，居住空间不宜过大，宜居足矣；食物不宜过细，可口足矣。

我家喂猪有许多故事，其中一头猪是我用捡来的钱买的。15岁那年，我与同伴逛集市，地上一卷票子赫然进入视线，我像做贼一样捡起来，数了数一共二十多块。贫困让我们的情操都不很高尚，根本没想到失主的痛苦，也没有商量，不约而同想到用这些不义之财买两只猪娃。和人一番讨价还价后，两个人各抱一只白胖胖的猪娃回到家。那时候，连人也吃不饱饭，哪有食物喂猪，被我买来的猪娃可遭了大罪，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猪圈就在大门口，我常常望着饿得嗷嗷叫的猪束手无策，而猪呢，瘦得像只山羊一样身材苗条，但它并没有抱怨，经常瞪着一双渴望的眼睛与我对视。终于有一天，被饿得忍无可忍的猪逃走了。我不知道那么小的猪什么时候练出一身飞檐走壁本领，能从那么高的圈墙跳过，光凭这身手，其本领至少不在王小波那头特行独立的猪之下。此后几天，我走遍了周围的村庄，逢人便问看没看见我的猪，又走进田野，在疾风中不断呼唤。后来意识到，猪才不会到旷野里觅食，它需要人间烟火，而不是流浪天涯，一只在田野里踽踽独行的猪，想起来都可怜。最后，终于在离猪圈不到五十米的邻家红薯窖里找到了它。在深达一丈，暗无天日的红薯窖里，它生活得很快乐，我相信它是嗅到食物的气味自己跳进去的，因为从红薯窖的位置看，绝无失足可能。在食物和自由之间，它宁愿选择前者。

我养的猪都不快乐，这不能怨我，因为它们和我一样都出生在一个不快乐的年代。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猪不需颜回那么高尚的情操，它的快乐虽是本能的，却也需要条件，首先要有快乐的环境和快乐的资源，不然只能像我的猪一样遭罪。可见，做猪易，想做快乐的猪大不易，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想做快乐的猪的人太多，从网上输入“快乐的猪”查询，能获得上亿个网页，不知这些朋友是不是具备快乐的条件。

(选自《散文百家》2016年第6期)

刑德之说，诸子所执不同，秦汉学者所言之刑德，在周秦间有以赏罚论刑德、以教化论刑德等不同的。

以赏罚论刑德，为法家的基本观点，是霸道学说对刑德的思考。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手段，便是刑赏结合。罚，体现的是刑；赏，则体现的是德。刑赏并用，可以约束百姓按照国家设定的合理范围行事而不至于违法。国君有意识采用赏罚督责官吏、管理百姓，是为“刑德二柄”。在法家的学理中，刑德只是作为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之权操之于君，群臣听命而已。由于法家秉持严刑峻法而忽略德治，其所理解的“德”，只不过是庆赏的恩惠和爵禄，属于手段，既非帝道论的本乎阴阳之德，亦非王道论的仁义之德。而刑，主要体现在对百姓的惩罚上，是以法律手段惩处违法者，与天地秩序无涉。

以教化论刑德，是儒家刑德学说的理路。在儒家看来，刑、德不可或缺。从《论语》中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主张来看，孔子治国亦不弃刑罚，常采用以刑正德的手段，引民向善。这一做法，为后世儒家所继承，至荀子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民思路：“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相对于法家单纯依靠刑德赏罚进行国家治理的思路，儒家更注重礼法合治，刑德相成，反对不教而诛。经过了秦法严苛而骤亡的教训后，汉代儒生更强调德主刑辅，以纠正秦法之弊。如贾谊所言：“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强调以德治国，以刑为辅，通过教化改良百姓，将刑罚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手段。在这样的学理认知中，汉儒坚持推崇以教化治国、以礼乐导民，将之视为尧舜王道之治的经验。

在这其中，儒家所谓的德，是以礼义为基础的心性培养、道德养成和行为修养，而非法家狭隘的“庆赏”；其所谓的刑，则指因礼义而形成的法度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与法家所谓的“杀戮”立意迥异。这是因为儒家承认社会有先天道德要求、群体价值，在此基础上明确“法”作为对人之后天恶性的惩戒，担负着卫道护德的功能，由此而推行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养民而不是刑罚罔民。帝道刑德论，亦承认刑德源自先天秩序，是外在天理赋予人的约束性，这是人之能群的客观存在。相对于王道更多强调先天秩序的道德感，帝道更多强调先天秩序的规律性，认为人世间的社会秩序，源自于自然秩序，因而社会的运行，必须遵照与天地俱来的客观要求。

（选自《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有删减）

每个门槛下面都有一把钥匙

芦芙荭

顺子站在回村的路口。现在是秋天，风舔光了树上的叶子。他看见自己家的房子闪烁在那片树林里，心里有些紧张又有些害怕。

三年了。他离开村子都三年了。

顺子自出生起至上高中，就没离开过这个村子。村子里的人都是靠种地为生的，每天早上，屋外树上的鸟儿一开始喳喳，他们就起了床，孩子们背了书包去上学，大人们便扛了锄头下地去干活。一把锁锁了门，一把钥匙就丢在门槛下，全村人都可合法地使用，家家户户都这样。

在村里，谁都知道谁家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有时，老张在地里干活，种子用完了，要回家去取种子，老李便从地里冒出头对他喊：“老张呀，顺道上我家取壶水给我捎来吧。”老张就会走到老李家门前，从老李家门槛下取出钥匙开了门，拿了水壶。那样子就好像进自家的门一样。因此，有了门槛下那把合法的钥匙，锁在村子里就成了风景的一个亮点，有了另一种耀眼的意义。

顺子家的钥匙也是放在门槛下的。顺子的父亲几年前就逝世了。尽管那时顺子已远离村子上了高中，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但顺子的母亲还是习惯将钥匙放在门槛下。顺子明白，母亲是怕自己在地里忙了，他回来进不了门。

可是，就在三年前，顺子的母亲突然就病倒了，村子里的人帮忙将顺子的母亲送到了县医院。当医生告知顺子他母亲的病情时，顺子呆住了。要治好母亲的病，需要一大笔钱。

顺子和母亲相依为命，哪来这么多钱呀？

顺子整整想了几天，救母心切，他决定铤而走险。

顺子有个同学曾带顺子去过他家，同学的父亲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很有钱，他家的保姆就是顺子同村的人，就在前两天，他的同学告诉他，他们一家要去国外旅游。

那天晚上，顺子等护士查过房，母亲也睡下后，便一个人悄悄出了门。

他在同学家那扇门前定定地站了好长时间，本能地将手伸向门槛下，门槛下没有钥匙，他便顺手按下了门铃。这时要是屋里有人，他就会放弃那个念头。

可他等了好长时间，屋里却没有动静。

在确定屋里没有人后，顺子从身上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工具。

一切都是那样顺利。顺子将钱全都拿了出来，又放了一些回去，想了想，又放了一些回去。他将手里的钱掂了掂，确定这些钱足够给母亲治病了，才将钱揣进包里。欲出门，看见柜子上有纸笔，抖动着手，又不知怎的，他写了四个字：窃钱救母。他想，同学认得他的笔迹，便没有留名。

两天，仅仅两天，警察就将顺子从医院里带走了。

顺子被定为盗窃罪，判了三年半……

现在顺子借着黄昏的掩护，悄悄地走到自家的门前。

门锁着，那锁看起来冷冰冰的。

顺子习惯性地弯下身子，将手伸进门槛下面。竟然摸到了钥匙，还是那把，三年呀，难道这把钥匙一直在门槛下躺了三年？

顺子进了门，又拿出那把锁，把手从门缝伸出去，将门锁上，顺手将钥匙放在了门槛下。这样，从他门前经过的人，就不会发现他回来了。他这次回来，只是想偷偷地看一眼这个家，看一眼他的母亲。他是没脸再在这里待下去的。

屋子里的一切都和三年前一样，不一样的是，三年前，每次回到家里，母亲就会忙前忙后，而现在，母亲却一动不动地待在墙上的黑边相框里……

那天晚上，是顺子这三年来睡的第一个好觉。直到第二天快中午时，他才被开锁的声音弄醒。顺子从卧房走出来时，见一个女人推开他家的门，走了进来。

女人看见顺子，吃了一惊。接着，她的表情由吃惊变为惊喜。“顺子，你回来了？”

这女人是同学家的保姆，她怎么进到家里来了？

顺子的疑惑写在了脸上。那保姆便说：“顺子，回来了好呀，村里人都说你是个孝子。村主任便安排人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你家帮着打扫打扫，他想让你回来时，家里是干干净净的。这不，今天轮到我了。”

保姆说完，就开始扫地抹桌子，并不无内疚地对顺子说：“你的同学……从国外来电话说我不该报你的案……说你留了字，三年后你就会赚到钱还他，我弄得你三年无法赚钱……”

顺子在抹泪，那泪越抹越多，他不知道当时是保姆报的案，他说：“不，你做得对，我做错了，我没用合法的钥匙开门……我用犯法的手段也没有救活母亲……”

保姆说：“不要哭。”

顺子抹干眼泪继续说：“但是，这三年我也赚了，赚到了比钱还贵重的东西，我懂了：人人心里都要有一把守法的锁，守法和生命一样重要……”

这时已近中午，顺子看见村子里的人开始陆续从地里回来，他们走到门前，每个门槛下面都有一把合法的钥匙，每道门上都有一把锁。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