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堵墙倒了

石泽丰

（选自《新青年》，有删改）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摘编自《中国经营报》，有删改）

根据史料记载来看，富民不仅向佃户提供土地、耕牛、种子、农具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投入大量生产成本，而且对生产过程也非常关心。苏洵说富民对佃户“鞭笞驱役”，应有言过其实者，但其所反映的富民驱使督促佃客耕种土地，并对相关生产活动进行管理，则应是租佃制下富民群体之共同行为特征。胡宏言，“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者也”。其所谓“约束”者，当是指富民主户对客户的日常管理。他还列举了一些不从“约束”的表现，其中一条便是“习学末作，不力耕桑之业”。由此可见富民对佃客的日常“约束”，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其生产过程进行管理与监督。

这还可用宋代官田出租的“监庄”之制观照加以说明。官府将系官之田出租给佃户，招募上三等富户充当“监庄”来进行监督与管理，并可影响到其秋成收入；官府根据所收秋成之多寡推赏，实质是对富民“监庄”之功效高低的酬奖；官府只招上三等富户充当监庄，说明富民已具备相关“监庄”之经验，而其经验的获得，当与他们对其私有庄田出租管理的实践密不可分。进而言之，富民将私田出租，其监督与否及管理水平之高低，应同样会影响其收成之多寡，也就决定了富民一般会对其佃户生产进行“监庄”性质的管理。实际上，富民对佃客生产过程实施的监督与管理是全面而细致的，包括收获环节也不放过，即使遭遇酷暑天气时也是如此。正因为富民参与到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其田“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提高了粮食产量与品质，增加了收成，与“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由此难获“美稼”的少地自耕者形成鲜明对比。

从佃客方面来讲，虽然取得完整的土地佃权进行经营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但由于其贫困的经济状况，需要富民“借贷赒给无所不至”，甚至“借贷种种，与夫室庐牛具之属，其费动百千计，例不取息”。而富民关心佃户的生产生活条件，“本望租课，非行仁义”，为保证其收成所得，他们往往要考虑对佃户的生产过程进行干预，迫使佃户接受一些影响其自主经营的契约条款。且随着丧失土地的小农数量日渐庞大，“于是形成了一个竞争性租佃市场”。这个市场存在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由于竞争，使佃农不得不考虑如何种好自己承佃的土地，以保证自己租佃权的稳定”，同样也会加重佃户自主经营权的非完整性，让佃户接受富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管理与干预，上引苏洵与胡宏所言就可见一斑。在宋代的两浙和江东路等地区，定额租逐渐取代分成租成为地租的主要形态，佃户虽然因此而增加了收入风险，可其经营自主性却得到了加强。但即使是在这种租佃模式下，主家也当不会完全放弃对其佃客生产活动的管理与监督。

所谓“变形”，是相对于“常形”而言。“常形”是指现实生活中客观物象的正常自然形态；“变形”是指客观物象反映到艺术中的形态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物象的形态有时会出现变异，例如两头蛇、三脚鸡等，这种“变形”虽然怪异，但不是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艺术美学所研究的，是正常的自然形态在艺术表现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美学意义。

艺术上的“变形”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说，任何种类和流派的艺术，不论其创作思想和手法多么不同，它所塑造的形象较之原型都会有某些强调、选择、集中乃至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形乃是艺术反映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过一般地说，艺术上关于“变形”的观念是指狭义的“变形”，它表现为客观物象的几何图形所发生的改变。例如杜甫的《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代科学家沈括(字存中)分析道：“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病也。”沈括生得太早一些，他不懂得艺术变形的美学意义。比沈括稍晚的王观国有所不同，他说：“‘四十围’、‘二千尺’者，姑言其大且高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较之，则过矣。”其实，古代诗歌中这类“变形”甚多，诸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等等都是。当然古代诗人很懂得运用夸张的手法，可是未必有自觉的“变形”观念。

宋元以来，“变形”的美学观念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到明清戏曲中，舞蹈程式和脸谱等都是对生活常态的改变，如脸谱中用红表忠烈，白表奸诈，舞蹈动作鸣冤叫屈时甩发，生离死别时跪步等。这些“变形”大大丰富和增强了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力。艺术作品中的“变形”是创作者主现感受的一种强化，因此艺术家们常用“变形”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清初八大山人的《鱼鸭图卷》，鱼、鸭的眼眶变成了圆形，眸子有的画成绿豆小点，有的画成圆弧线，传达出“白眼看天”的蔑视情绪。这种“变形”美学的本质，是对于传统道德，特别是对于理学的反叛，是人性的高标，个性的张扬。

(摘编自曾祖荫、曾新《怪异：明清启蒙美学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