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是史家对历史存在的考察，带有主观性，“思想”本身就是主观的产物，思想史研究的主观性更加突出。然而，“思想”作为历史的存在，其内涵和影响不会因为研究者认识的差异而改变，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这个存在。

达此目的，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握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思想者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力戒就思想论思想之弊。“思想”属于上层建筑，但是思想家生活于现实之中，提出的各种主张，无不来自于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直接间接地带着阶级或者阶层的历史印记，因而思想与社会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研究古人思想，首先要厘清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特点、思想家的社会地位和面临的问题，考察思想家个人及其群体对该思想主张的实践情况。唯其如此，才能明了思想家的主观追求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到思想对当时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和支持，又在哪个层面为现实社会提供了辩解和批判。

第二，全面系统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将其体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其源流，在把握其本意的前提下，认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相互连贯，互为支持，上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又为后世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同时有着具体的时代特征。同一主张、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因时而异，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必须科学分析其具体含义，完整准确地理解其思想体系，才能不违古人。而思想史研究，因其主观性突出，研究者的爱好、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司空见惯。但是，思想史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其客观性，并不能随意剪裁、望文生义。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就是因为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主张、逻辑、概念，有其具体的含义和指向，准确理解、系统把握是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否则，写出来的思想史著作，名为“思想史”，实际上和历史的属性相悖。

第三，站在时代高度，自觉分析今古。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分析和批判，古代思想家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关注现实、论证现实或者批判现实则是相通的，和古人对话自然要充分注意古人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责任担当。这要求研究者有关注现实的自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是从思想史的层面寻找、论证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更不是以古人思想武装现代人的头脑，是古非今，甚至是回到古代去，醉心于古人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以科学的理性，分析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面向未来。

从这个高度出发，在和古人对话中，才能以常理、常情、常识理解古人，才能通古今之变。

（摘编自臧知非《史学视域中的思想史研究》）

“人民诗人”吴芳吉

史飞翔

吴芳吉这个名字今天已鲜为人知，然而事实上他却是“五四时期”享誉诗坛的“人民诗人”“爱国诗人”，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与苏曼殊的俊逸才华前后辉映。吴芳吉的诗歌充满爱国主义感情，反映现实生活，描写群众困难，揭露社会矛盾，真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追求和意愿。吴芳吉诗歌的特点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雅不俗，不激不随”。他创作的《婉容词》《两父子》《护国岩词》等蜚声中外、脍炙人口，受到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赞誉。吴芳吉兼师众长、独树一帜的诗体，开创了一代诗风之先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婉容词》等被选入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吴芳吉(1896—1932)，号碧柳，祖籍湖北，后举家迁往重庆江津县德感坝居住。吴芳吉幼时即天资聪颖，机敏过人。3岁时，母亲刘淑贤授以《诗》，能背诵《周南》《召南》各篇。10岁时父亲蒙冤入狱，吴芳吉一路跋山涉水从江津来到重庆，替父申冤，厅堂之上他落落大方、有理有节，其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令办案的法官深深折服，于是送父子俩回家。此事在重庆一时传为佳话。13岁时，吴芳吉创作了1000多字的读后感——《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老师用石印印刷全文，在江津各学校散发，一时洛阳纸贵，吴芳吉由此名噪全县，誉满江津，被称为“神童”。

1911年，15岁的吴芳吉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学者，一代国学大师的吴宓教授，同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分在一个班学习，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12年，四川籍同学何鲁与美籍教师发生矛盾，吴芳吉被选为代表与校方斗争，因拒绝写悔过书，被开除。离开学校后的吴芳吉无处可去，只好流浪街头。后来听说天津四川会馆对在京津的四川青年免费提供食宿，于是辗转前往。此后，在好友吴宓的劝说下，吴芳吉返回四川老家。回家后，吴芳吉先后任职于嘉州(今乐山)中学英文教师，上海右文社《章氏丛书》校对，永宁(今叙永)中学教师，上海《新群》诗歌编辑，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教书，西北大学教授，沈阳东北大学教师，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江津中学校长等，期间还创办重庆大学。

1919年7月，吴芳吉从永宁中学回乡，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慨然加入朱近之等人发起组织的白沙学界联合会，组织游行，发表演说，积极投身革命。与此同时，他创办《场期白话报》《场期讲演》，发表《明月楼述》《护国岩词》《两父女》等诗作，教育群众。这些诗作感情真挚，音调婉转，广为流传，吴芳吉在诗坛上的地位从此奠定。

此后，吴芳吉用如椽大笔写下了《儿莫啼行》《思故国行》《红颜黄土行》《痛定思痛行》等著名诗篇，揭露军伐的暴行和国民党的腐败，描绘了穷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吴芳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一致爱戴，人们亲切的称他为“人民诗人”“爱国诗人”，尤其是他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名句更是享誉华夏，深为郭沫若等一批名人志士所喜爱。

1932年4月，应加拿大友人之邀，吴芳吉赴重庆大学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并现场吟诵新作——颂扬19路军的《巴人歌》。身患感冒的吴芳吉激昂悲愤，声泪俱下，难以自制。不料竟因劳累过度引发肺结核旧疾，当场昏倒，不省人事。

1932年5月9日，一代诗人吴芳吉溘然长逝，享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