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中国诗性文化大致呈现三种面孔。一是“知识”面孔，如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之名”，如现代语文教育经常提到的“古代文学知识与素养”，这是诗性文化传统具有实用性之表现。二是“审美”面孔，受西方文论中“情感表现”说的影响，这也是人们谈得比较多的，即古诗有审美功能，可以愉悦心灵。三是“伦理”面孔，它的大背景是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前两张面孔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惟独这副“伦理”面孔，由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不给人带来愉快的享受，甚至本身还是一种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正在陷入深深的遗忘中。以至于人们经常会想：读不读唐诗与宋词，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与希腊文化模式相对，中国文化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字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来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它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诗性文化当然不是只有审美意义，它本身也曾是我们民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区别，在历史上具体表现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它们的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中国古典诗歌，既是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其中最高境界的是唐诗与宋词。当前，如何才能守护中国诗性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认识与了解它。这是不能偷懒的，只能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由此可知，读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直接关乎着“诗者天地之心”的“大道”。未来世界，决不只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摘编自刘士林《“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

读 书 养 气

李建永

转眼年届不惑。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但是“野孩子”的脾气未改，只喜欢读书的“积习”亦未改——恐怕今生今世也改不掉了。只是在读书之余，脑子里时不时地冒出“读书究竟有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

说读书是为了升学，为了获取知识，为了提高修养，为了改变命运，为了做官，为了就业，为了成名成家，为了报效祖国，等等，均无不可。但我觉得，最根本的一条是，读书可以养气。

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不同的书，可以养不同的气。豪气，灵气，平和之气，浩然之气，可以养也；邪气，戾气，酸腐之气，阴阳怪气，亦可养也。读书于人，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不可或缺，我们可以从书本汲取无尽的精神力量——不，汲取气，汲取一种激荡在我们的血管、充盈于我们的周身，又从我们的每一个毛孔里散发出来的气。同时，读书也要像吃饭那样，吃各种蔬果和五谷杂粮，摄取多种营养——阅读各式各样的书，汲取各种各样的气，以避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过，血气方刚的少男少女，不仅要杂学旁收，大量读书，还要有目标、有选择地读书，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读天下好书，养人间正气。就像孟夫子说的那样：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

如果说读书是养气，是输入，那么写作则是释放，是输出。作者把气注入文章，读者又通过读书，感受到文章的气，吸取了文章的气。你我常说的“回肠荡气”，不正是说一种读书的经验，不就是说文气在我们的胸腹之间流转激荡吗？是什么样的人，读了什么样的书，便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来。气不同，文章的味道就不同，形成的风格也就大不相同。所谓韩如潮、苏如海、柳如泉、欧如澜，便是韩柳欧苏四大文豪的禀赋、气质、学养之差异，贯透于文章中的具体表现。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韩愈也强调“气盛言宜”——就是说，写文章的人，只要气足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所谓“气”者，分为两个层面，先天为禀赋（本气），后天为学养（养气）。自身气弱的人，器小力薄，容易被书拿住。故世上多有食书不化的“两脚书橱”。而自身气足的人，不仅读书可以养气，而且善于融会，善于吐纳，作文时自然就会“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也。正因为如此，“野孩子”们的身上虽有侠气、野气和不驯之气，可是经过书卷气的浸染，其笔下之文，便多有杀气、霸气和蓬勃之气，别有手眼，异光灿烂，爽！

人虽有先天的禀赋、气质上的差异，然而读书可以养气，则是共同的，也是共通的。庄子在《逍遥游》中说过，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读书不足，养气不够，写起文章来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就像游泳的人不会换气，用不了半个时辰，便三魂荡荡，七魄悠悠，蹬小腿翻白眼，简直像个垂死挣扎的瘪三。真正的文章好手，必然读书多，养气厚，厚积而薄发。那手笔，真叫个：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新华文摘》有删节）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逐渐形成了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主要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梁启超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等。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发轫之时。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钱穆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文化哲学，是注重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学问。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论战。在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思想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以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己任，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熔铸佛学或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儒家哲学，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文化人类学是与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相关联的西方人类学分支，它主张客观地观察、描述、分析、比较人类的文化现象，特别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文化人类学从田野和社会的考察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鲜活的中国文化画卷。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我们当下不少文化理论的热词，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在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观念。

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中国文化的整体得以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文化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如何让当下的文化热潮成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汇成江海，不断地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除了人心与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有待于不断深入的文化研究。

（摘编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