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们

①荷马一生困窘，他就是在乞讨流浪的生活中，从那些与他相同命运的人们中间，收集整理创作出了西方文学的奠基之作，辉煌无比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②荷马死在了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的路上。

③无独有偶，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一位盲人，他是为中国的音乐史留下了丰富遗产的二胡和琵琶演奏艺术家瞎子阿炳。他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寒春名曲》、《听松》和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成为不可多得的传世名曲。

④189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阿炳正逢乱世，他的名字叫华彦均，阿炳只是他的小名。但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地位的街头艺人，他的名字却没有人记起，人们习惯于一种轻蔑的称呼瞎子阿炳。他手拿一把二胡，肩背一把琵琶，穿着那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有时在闹市，有时在小巷，有时在乡村，沿街卖唱，挣路人一个铜板。有很多时候，他的演奏仅仅是为了一口饭吃。也有坐在街头演奏了一天，却没有人施舍一口饭、赏给一个铜板的时候，那他就只能饿着肚子在漫漫长夜中煎熬了。苦难的身世和坎坷的命运，逼使阿炳利用他精通的音乐思考社会、生活和人生，一首首充满着悲愤和哀怨的曲调如流水般从他睿智的大脑中流淌出来。

⑤与荷马相比，阿炳稍稍幸运的是，他在自己临死的前几天，赶上了共和国的诞生，他被请到艺术的殿堂进行演奏，使他在有生之年得以享受到一个音乐艺术家的尊敬。当年那个为生计而流浪街头的瞎子，成为这座城市宝贵的财富和尊贵的象征。

⑥“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说这句话的人是谁?他其貌不扬，那笨拙的身躯裹在常年不换洗，皱皱巴巴、分不清季节的及膝短袍里。

⑦在围拢在他身边的这些人当中，有像柏拉图和亚西比德这样的贵族公子，他们喜欢听他对当权者民主制度真面目的揭露和讽刺；也有像亚里斯扑提一类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向往过一种无忧无虑、与世无争的自由生活；还有许多对时局关心的有识之士，他们喜欢听他对于政治的独到见解。

⑧这个人，就是创造欧洲哲学的开山鼻祖，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⑨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认识自己，追求智慧，走进自己的灵魂，学会怀疑原则、信念甚至教义，而正是这些问题，把他推向了死路。因为雅典的统治者决不会允许民众都具有了有思想的头脑，都来对他们的统治提出自己的疑问，更不允许人们怀疑自己的信念和教义。

⑩更可悲的是，要求处死他的人，并不仅仅是当权者，更多的是他一生都在尽力引导、教化的普通民众。当权者逮捕了他，给他戴上锁链，押着他在雅典的大街上游行示众。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个他们一直认为的异类，所以，不论把苏格拉底押解到哪里，两边都是愤怒的人们。他们向他投掷石头，把脏水泼到他的头上。人们纷纷要求立即处死这个离经叛道的害群之马。

⑪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2300多年，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想象得出，戴着锁链被押着在雅典的街道上游行，看着街两旁那一双双迷惘愚昧的眼睛，这位人类的先知，内心深处是何样的痛苦。

⑫所以，当法官告诉他，如果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会得到赦免的时候，他拒绝了；他的朋友来到牢房告诉他，他们已经买通了所有妨碍他获得自由的人时，他也拒绝了。

⑬他说：“告诉人们，你们杀死的只是我的肉体。”

⑭是的，他的肉体在当世被轻蔑地毁掉了，但是      ，也给他带来了不朽的千古声名。

⑮在我们远古的春秋时期，在那个诸侯争霸的战乱时代，有一支布衣队伍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匆忙疲惫地行走。这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⑯他带领他的弟子们，历经14年，先后到过齐、卫、宋、郑、陈、蔡，楚等国家，拜见了七十余君，向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求人仕从政的机会。但是，他无一例外地处处碰壁，不仅不被重用，而且饱受冷嘲热讽。

⑰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他“道大不能容”，应该是对他这14年辛苦的最好的注脚。东西方的这两位思想巨人，几乎是出生在同一个时期，又几乎有着同样的遭遇，只是东方的孔子稍稍幸运一点，没有被上了枷锁游行示众，也没有被处死。

⑱在人类那些所有称得上伟大级别的人物当中，他们在有生之年的命运似乎都惊人的相似。仰望着这些饱受生活屈辱却又登上了人类思想和艺术顶峰的人们，我相信了这样的一个道理： 。

盛唐气象正是凭借着生活中丰富的想象力，结合着自建安以来诗歌在思想上与艺术上成熟的发展，飞翔在广阔的朝气蓬勃的开朗的空间，而塑造出那个时代性格的鲜明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的艺术特征，就不可能离开那个时代而存在，它的艺术特征与时代特征因此是不可分割的。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我们如果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说法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人民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以艺术的重要渊泉民歌为例，绝大多数的民歌是歌唱爱情的，以《国风》而论，像《硕鼠》一类的篇章究竟是占少数的。

人民要求幸福的生活，当然就形成与黑暗面敌对的力量，这里为什么没有思想性呢？它的思想性就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有人又以为唐诗中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因此它必然是在揭露黑暗，这说法也是不合逻辑的。不满足于现状固然可以是揭露黑暗的，但也可以是追求理想的，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一般的理解，特别是表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往往正是属于后者。屈原的《九歌》不用说，没有具体揭露什么黑暗面，就是屈原最有代表性的《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强烈的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黑暗面的描述。

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可是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有所不同的，这里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当现实中光明的力量被压抑而黑暗势力横行的时候，揭露黑暗就成为主要的手法。当光明的力量得到发展，而黑暗势力不得不退让的时候，热情的追求理想就成为最直接的歌唱。

屈原的时代正是先秦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跃进得最澎湃的时代，屈原作品中华彩缤纷的形象正是这一时代的写照。这与他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乃是一致的。而李白出现在盛唐时代的高潮中，其情形也正复相似。李白《古风》中少数揭露黑暗的诗篇，只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一方面，而李白诗歌上主要的成就，李白在诗歌史上典型的形象，却是他的“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这里追求理想乃是它的主要方面。李白之所以被认为是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诗人，李白诗歌之表现为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也表现在这方面的作品上，而不是他那较少的《古风》中。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起《国风》来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反而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个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节选自林庚《盛唐气象》第六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