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说：“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崛起。简单来说，我认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确定。但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我们别无选择。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存在着问题的趋势，而这些问题必须在现在和将来得到解决。”

中科院院士张钹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不一样，它不会举一反三，更不会“知其所以然”。使用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十分小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机器通过“黑箱”学习(深度学习)方法取得的智能，由于与人类认知行为存在根本差异，因此也将带来潜在的风险。智能机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协助人做好工作。人和机器各有优势，要互相了解才能实现人机协作，但人还是人机关系的主导者。依照这种思想，才可能将人工智能引向人机合作的发展道路。

(摘自《教育家》)

材料二：

 (选自“搜狐科技”）

材料三

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很快，人工智能学术进步，一些人工智能拥有深度学习算法，拥有较强的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能力。但是人工智能还不能真正地理解我们所看、所说、所思、所想，就像个弱智。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瓶颈，如何让机器拥有常识，熟悉我们的思维世界，这将是一项技术难题。

现在的硬件技术发展可以说相当迅速，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没有普遍使用机器人助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软件技术的不成熟，使得机器缺少一个系统性的思维过程去指挥复杂的组织结构。

我们知道只要是人设计出来的软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这样会导致黑客的攻击行为，通过使用各种小把戏来欺骗人工智能。而且这种漏洞一旦被居心叵測的人发现，这家伙就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破坏行动，后果可想而知。

在2017年的网络入侵防护系统机器学习会议上，人们就在讨论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控制在安全和人类伦理道德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好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关键行业能起到公正的决策，就是如何让人工智能保持美好的一面。

(摘自“云博汇物联网”)

材料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纲要》，有序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准则。采取“政府主导、专家主体、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方式，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环节和应用场景，明晰不同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法規、标准，划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边界。

“对人工智能的科研人员，也要进行知识普及，用伦理道德加以约束”，张妍说，“在市场推广和应用环节，还要建立安全评估和市场准入机制。”

除了伦理和法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还在建议中指出，应该加快科学普及。

神化人工智能，会让公众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贬低人工智能，又让公众对人工智能不敢信任。做好科普和引导，消除误解，才可让人类与人工智能和谐相处。

“人工智能是造福还是为祸，核心就是要看社会法律体系能否迅速健全，在法律体系框架下，人工智能伦理和人文引导能否到位。”刘庆峰强调。

(摘自《科技日报》，2018年3月20日《有了安全边界，人工智能才能有序发展》)

材料一

（注）本数据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取28个区县的112所城乡学校、438个班级、19487名初中学生作为调查样本，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及学校领导。

（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18日）

材料二

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儿童最多，占51.7%；其次是父亲外出的，占40.2%；母亲外出的最少，占8.1%，但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问题最突出。他们生活习惯更差，网络不良行为更多，意外伤害更多，对留守生活的负面体验也更高；学校表现更糟糕，遭受欺负的比例更高；在自我接纳和人际交往方面，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表现矛盾，他们觉得自己更有用，同时也觉得别人比自己运气好；他们觉得自己更受人欢迎，但不愿意和别人谈话聊天；他们认为自己的好朋友更多，但无助感最强。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对亲子依恋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他深信，早期依恋特征对个体后期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早期依恋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虽然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面临学习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最低，但他们没有放弃对自己和生活的信心，仍旧表现得积极向上，他们中有94.4%的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比父亲外出的高2个百分点；有87.8%的对未来怀有希望，比父母外出的高6.3个百分点。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打工父母跟孩子见面和联系次数存在“临界点”，即每年见面4次，每月联系4次，达不到这个次数，孩子的心理状态比不见面、不联系的情况还差。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撩拨效应’，如果完全没有联系，孩子不会再指望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遇到问题会去寻求其他人。反之，如果联系紧密，孩子会指望得到父母支持。此外，当每年见面次数超过9次，每天都有联系时，孩子的心理状态基本能够达到正常孩子的水平。”北京师范大学李亦菲教授说。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及《工人日报》2016年7月）

材料三

对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保护有了国家层面的制度，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基层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职责，首次提出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的制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并且规定了台账的主要信息：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后掌握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监护情况、就学情况；乡镇政府组织的重点核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中国青年报》2016年2月16日，有改动）

材料四

僵化的户籍制人为地画地为牢，把人们固定在户籍地，这才是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很多人不去要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而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去关注留守儿童，希望更多公益机构去关怀、帮助留守儿童，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如果改变了产生留守儿童的制度，也不需要政府投入这么多资源了，纳税人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如果户籍制不变，恐怕再多的政府投入，再多的公益人士也无法解决问题。

（黄凯平《留守儿童的伪问题与真问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