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关注提升中国电影品质

赵卫防

国产电影已经走过了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时期。“新主流大片”等现实题材影片以丰富的类型、扎实的叙事、充沛的人文含量、多样的艺术探索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质量，为提升当下国产电影艺术质量提供了重要启示。

由主旋律电影升级而成的“新主流大片”，是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片中的重要构成，也是最能显现其艺术成就的作品。“新主流大片”中有历史题材影片，但更多作品如《湄公河行动》《救火英雄》《空天猎》《中国推销员》《拆弹专家》《红海行动》《战狼》系列等为现实题材。这些影片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取得了丰盈的艺术成就。

首先，这些影片延续了主旋律电影中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更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如《红海行动》用三个层次诠释了爱国主义．探究其多元性和深刻性。第一个层次表现的是蛟龙突击队对集体同胞的解救。这与大量同类题材影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并无区别。第二个层次的表现则突出了对个体同胞（邓梅）的解救。影片以这种表现，凸显了国家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对每位同胞个体生命的尊重，其以人文厚度获得的国家层面价值远远超过表层的人员损失，是至高无上的。而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也因此被赋予了人文的高度，超越了第一个层面的普通爱国主义。在第三个层次中，蛟龙突击队的任务是和恐怖分子抢夺制造脏弹的原料，把蛟龙行动升级到反恐、反战争和拯救人类的高度。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在这个层次中也超越了前面两个层次，获得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

其次，这些影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人物。影片中的人物，摒弃了之前平面化的塑造，被赋予了具体、生动、可感的立体性格，比起以往有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如《战狼2》中的冷峰绝非“高大全”，《红海行动》中的众多人物，并未被淹没在“爱国主义”的海洋中，也未被淹没在群像和类型之中。片中大部分人物都有较为鲜活的个性和立体的人性，影片也以此再塑了中国当代军人所拥有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再次，这些影片将主流价值观表现和商业类型充分对接，在提升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确保了其传播价值．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均营造出了战争、动作、悬疑等类型元素。在营造类型L时，影片也努力避开常规，求变求新。如《湄公河行动》中的商场突袭、《战狼2》的水下打斗以及坦克大战、《红海行动》中的狙击手对决等都体现出了类型新意？

当下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弥补了国产电影的短板，使中国影坛出现多元化创作格局，特别是在国产电影价值观迷失问题广受诟病的当下，这些影片展现主流价值观、宣扬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特别具有启示意义。这是电影人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17日，有删改）

文艺作品问题，究其根本是创作问题，而创作之核心是作家艺术家的境界问题。观当下创作境域，眺审美远方所亟，艺术创作须回答好追“典”与离“典”的问题。

典者，经典也，就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从文化原点解读“典”之意涵，“典”者不仅呈现正大气象，而且极富庄严、隆重仪式之美感。观此字，上为“册”，表示先贤之著；下为“奉”，表示恭敬捧持之意。无疑，“典”作为范本与至高，不仅难以逾越，尤其不可侵犯。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能力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性和本能”。经典作为一种特殊存在，自然成为艺术模仿中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对象。

追典，根本在于知典。观文艺创作问题，因追“典”而产生或引发的诸多问题，是为重“患”，且不断恶性传递、交叉感染，损害艺术生态、污染创作环境。这类追“典”要么误把“下作”视经典，以为历代遗存皆为经典；要么权将新作当古典，以为当下“有名”其作即“典”；要么错把“非典”当真典，完全以自我好恶为尺度、定典“格”；要么好将“小鬼”当“真佛”，以为“官衔”决定“标准”，“标准”就是“经典”，如此等等。事实上，历代文艺遗存中，有不少是随意之作或为“下作”，甚至就是糟粕、垃圾，根本没有效法意义。君不见，当下唯所谓名家是瞻者多矣，而拜倒在各类文艺“官阶”之下，竟将“位”作当“范本”、视“高标”，是为典型的不知典，也属追典之大祸害。

艺术史上，大凡成就傲世的作家艺术家，均有追典的经历，张大千的成功尤具典型意义。张大千是模仿高手，八大、唐寅、石涛之作，张氏多有仿作，均能以假乱真，足见其追典功夫。为画敦煌佛造像，其与家人等先后两次来到人迹罕至、大漠深处之莫高窟，近三年时间几近天天面壁敦煌、临摹壁画，完成所有精美壁画的临摹，其中不少画作达到了“原样原色，完全逼真”的效果。书法史上，追典奇人或非怀素莫属。怀素学书，苦追唐楷经典欧阳询，写穿木盘，又种万株蕉叶，为纸而书，终将欧体乱真，为人赞叹。

然而，追典毕竟只在典内，离典方入创作。假如没有张大千后来的“泼墨泼彩”，没有怀素后来的狂草书法，那么前者仅仅是敦煌壁画的临摹之劳，或仅将壁画移至宣纸而已；后者也仅仅是欧阳询的重复文本，或为欧楷的翻版。依艺术本质论观，这种追典只是摹典，并无艺术本真价值。

于追典之中离典者，为许多艺术大家所崇尚，也是必然路径。只是，没有追典之过程，谈不上离典之结果；离典不仅是脱离典之形态，也是拒绝典之束缚，更是创造新典之状貌。自然，追典难，离典更难。追典是学研，离典是结果。追典让离典寻径问道，离典让追典富于意义。而在离典的远方，审视追典的努力，或许追典更自觉、更致力，离典才更从容、更悠然。

（选自《艺术创作取“高”行远》）

材料一：

日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量于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使遥远两地的用户可以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客量子隐形传态，是利用量子纠缠特性，将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递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递物质本身，通过隐形传输实现信息传递。

（摘编自吴月辉《“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人民日报》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二：

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林格说，潘建伟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建伟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着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摘编自伊丽莎白·吉布尼《一位把量子通信带到太空又带回地球的物理学家》，《自然》2017年12月）

材料三：

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莳田一彦，船越翔）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施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中国推进的这类大型工程还有很多，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协委员潘建伟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潘建伟是利用2016年发射的“墨子号”人造卫星进行量子通信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其团队2017年以后相继发布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实验成果。潘建伟今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跨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7日）

材料一：

日前，比亚迪和华为公司在银川市联合发布，我国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轨”无人驾驶系统线路在银川通车运行。此前杭州市首家“无人智慧餐厅”已启动营业。

“无人时代”跑步进入生活的核心动力是人工智能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据专家介绍，在无人超市中，混合使用了计算机视觉和传感器感应，叠加了非配合生物识别技术（“非配合”是指在用户无感知的状况下就能完成身份核实）。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数百台摄像机通过计算机视觉来自动判断顾客正在挑选什么，其中人工智能对视频的分析和理解是关键。

应用人工智能“机器换人”，带来的是成本下降和效率提高。例如永辉超市，2017年全年营收583．95亿元，但净利润率只有3．08%。传统超市想要提升利润率，丛须压缩成本，而人工成本正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得到丰富的数据与信息。无人超市意味着每位进店客人的所有举动都会被记录。这些数据通过算法模型，可以变成很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货架最高处的商品，是不是许多人想拿但够不着就放弃了，这说明需要调整货架的高度。

前不久，由于顾客在结账时扫描设备无法精确地分辨结账商品，成都一家无人超市已暂停营业。桂林的无人超市则遭遇了顾客素质的挑战，牛奶被人打开喝了但未购买，货架上的零食也被随意打开了包装。此外，无人设备获得的海量数据的使用授权、交换定价等，尚未有清晰的监管要求，公众隐私在不知不觉中可能被泄露。

（取材自2018-02-27《经济日报》）

材料二：

有人说，人工智能挤占人类工作的机会，“标志着劳动的终结”。然而，一些岗位消失后，会有其他岗位产生。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只是劳动种类的变动。人类将会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的，是那些自动化控制程度高、主要依靠掌握大量数据的职业。最“危险”的职业并不限于手工业或者是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岗位，也包括会计师、法学家、秘书抑或是银行顾问：这些行业在将来很可能不复存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孩子们离开这些未来高风险的职业，去选择将成为人工智能的补充的职业。

有些职业，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将是互补的关系。如放射科医生就是如此，人工智能已经显示出精确诊断一些疾病（例如癌症）的能力。因此，它是一种出色的辅助决策工具，但病人个体差异巨大，医生的角色仍将是关键性的。

至于人工智能无法进入的职业，是那些既要费心、费脑，又需要动手的职业。换言之，这些职业同时要求人类的情感同化、智力水平以及手工操作，比如护士或者育婴员等。

（取材自2018-7-31法国《回声报》）

材料三：

人工智能是个很宽泛的话题。从智能手机到无人驾驶汽车，到未来可能改变世界的重大变革，人工智能可以涉及很多东西。“人工智能”这个词1956年就出现了。

弱人工智能是指擅长于单个技能的人工智能，比如能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它只会下象棋，你要问它怎样更好地在硬盘上储存数据，它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强人工智能指在各方面都能和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人类能干的脑力活它都能干。有学者把智能定义为“一种宽泛的、综合的心理能力”，它能够进行思考、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理念和从经验中学习等。强人工智能在进行这些操作时可以和人类一样得心应手。创造强人工智能比创造弱人工智能难得多，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超人工智能指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更聪明的原起于人类设计的人工智能。它具有一次比一次更强的自我改进的机制。

人工智能革命是从弱人工智能，通过强人工智能，最终到达超人工智能的旅途。这段旅途中人类可能会生存下来，可能不会，但是无论如何，世界将变得不一样。

（取材自《“人工智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