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乏关于诗歌艺术的变论，归结起来有“推陈出新”、“翻陈出新”、“去陈出新”、“吐故纳新”、“标新立异”、“别树一帜”等。其中有内容求变的一面，也含有形式求变的急躁的一面。形式求变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的《诗经》、楚辞是以偶言（四言、六言）为主的杂言体，汉代发生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四六言句式被纳入到赋体之中，而诗歌渐渐走上了奇言（五言、七言）的历程。经历唐朝鼎盛时期，诗歌渐趋式微，宋朝时兴词，元朝时兴曲，明清时兴小说，二十世纪之后自由体新诗占据了诗坛的绝对统治地位。变，本身未可厚非，顾炎武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变论：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在关于内容需变的经典论述中，很难找到出其右者。可惜，顾炎武没有发现中国人所喜欢的变是改变诗歌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总结文体始盛终衰现象：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这段论述被许多学者视为经典，用以说明中国诗歌文体“始盛终衰”的原因。内容上无法超越前人，遂打起了改变体裁的主意，终究改变体裁要比改变内容容易得多。无疑这是“始盛终衰”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有求变的强烈欲望，不仅是诗歌，其他艺术形式也无不处于剧烈变易之中，而且很少出现“吃回头草”的现象，像苏东坡《前赤壁赋》那样脍炙人口的赋体散文，在苏东坡之后再也见不到了。此外跟诗歌紧密相连的“乐”也激烈地变动着。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是雅乐，“诗三百”孔子都曾“弦歌之”。可见，那时诗歌与风、雅、颂进行了成功的合作，称之为“雅乐”是一种以部分代全体的习惯性归纳。楚辞则是与楚乐结合。汉魏六朝，清商乐取代了雅乐，产生了所谓的乐府诗，曹丕的“援琴鸣弦拨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燕歌行》）就是这种结合的生动写照……雅乐到唐代完全失传，清乐失传年代不详，但唐代盛行宴乐，可以判断，清商的寿命不会比雅乐长。现在，诗歌与音乐早已彻底分家了。

二十世纪初叶，新诗取代了旧体诗。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尖新峭别，自成一体，轰动一时，曾被视为新诗之代表作。“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然而郭诗仅仅“阅”了一代人，还没有“阅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神州大地曾掀起过全民写诗的热潮，诗歌变为随意的宣泄与解嘲。至“文革”，诗歌变为诸如“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之类干巴巴的口号，完全违背了“诗贵虚灵，不贵滞实”的基本原则。九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大行其道，乃是矫枉过正的产物。再往后就是一片喑哑了，诗坛应了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谶语。

不妨横向看一看世界诸国。当年莎士比亚所使用的十四行诗至今仍是流行的诗体，美国惠特曼当年如何写诗，现代人还是那样写诗。日本的俳句、短歌丝毫未动，仍是文人雅士笔下的玩物……在他们那里，诗歌形式几乎是永恒的，变换着的是诗歌内容。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内容不变，形式却走马灯似的变个没完。变到最后——诗歌彻底消失了。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日久生厌，就此思彼，弃良就莠，弃巧就拙，这一切都是几千年前种下的宿因所致。对于文化遗产，玩够了就扔掉——这是几千年来先人留下的积习，我们不得不被迫接受。

告别沈从文

王佳斌

①一个传奇式文坛巨人长眠了。熟悉沈从文先生的亲人、朋友，今天在八宝山公墓向他鞠躬告别，献上鲜花，寄托哀思。

②松枝和鲜花覆盖着他的身体。他面容安详，仿佛只是睡去。两旁列着亲属和巴金等友人敬献的花圈、花篮。

③没有显要人物，没有悼词。播放的是先生喜爱的肖邦的小夜曲和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曲。亲友们尽量压低了哭泣声，像怕惊扰先生的梦魂。

④沈老的夫人张兆和在花圈上写着:让音乐和鲜花伴随我们的心。

⑤多年以前，先生写道:我和我的读者行将老去。他的读者遍及世界，他却默默地走了。

⑥告别沈从文先生，也告别了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

⑦六十年前，这位曾在沅水流域流浪多年的湘西青年，背着小包袱独自来到了北京。当郁达夫在某个冬日敲开一间亭子间的门时，他看到的沈从文只穿着单衣，还流着鼻血，面前却放着一堆厚厚的文稿。

⑧不久，沈从文便以他那固有的山里人的坚韧和倔强，在文坛上开辟了自己的领地。他把沅水流域几百码头的人事哀乐、山光水色、历史沿革搬进文学殿堂，构筑出独特的文学世界。

⑨他自十二三岁离家，当过兵，当过水手，干过书记员和税收员。他只念了小学，却成了大学的教授。正当他创作力旺盛的时候，却突然从文坛上沉默了、消失了。留给人们的是无穷的悬念，无尽的遗憾。

⑩围绕着他，像光环一样有许多美丽的传说。他的传奇的经历、他的马拉松般的恋爱、他的山里人的热情与幽默。当“文革”时他被派去打扫女厕时，他说:对我老头真信任嘛!

⑪我曾读遍先生的著作，并几次登门造访，有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水的热爱。“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不可分。”他还曾这样说: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⑫先生对水的写照，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品格，帮助我们理解先生后半生在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史学成就。

⑬先生在美国的内妹张充和、汉思夫妇有一挽联，概括了先生的一生: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中新社北京1988年5月18日电)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沈从文：《从文自传》

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汪曾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序言》

常州：名士部落的千年文脉

叶舟

随着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文人南迁，常州第一个文化繁荣时代开始到来。唐代杜佑在《通典》中称：“永嘉之后，衣冠违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常州作为萧氏故里，成为南朝齐梁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齐梁广博的学术风气及“颇采华词以饰经说”的研究风格在常州后世的学术传统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萧氏家族的众多文人和一部泽被后世的《昭明文选》又一同构成了常州文学史第一个璀璨的高峰，奠定了常州文化中对艺术和美的重视的因子。

隋唐以来，伴随着城市的繁荣，常州吸引了更多的文化人南迁，城市文化在吸收外来养份后迅速成长，人文日盛。唐肃宗至德年间，任常州刺史的李栖筠创办了常州历史上最早的府学，宋嘉祐六年，陈襄重建常州州学，在此读书的学生超过一千人。据学者贾志扬统计，宋代常州籍进士共700余人，名列各地前茅，从此常州籍进士数量历代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宋代的常州虽然科举兴盛，但是如果没有杨时和苏轼，常州的文化也许会是另外一个走向，他们两个人从不同道路出发，奠定了常州学风相辅相成的两极。杨时退居常州、无锡十八年，聚徒讲学，阐述理学，成为儒学南传的枢纽人物。他创办的龟山书院不仅是未来东林书院的前身，其思想也一直延续贯穿到了东林时代。苏轼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逝于常州，常州成为东坡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常州人认为苏轼“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苏轼和杨时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常州文化日后最重要的根基，在家家重诗书、户户重教育的基础上，使得常州的学术在日后迎来了全盛期。

明代学者唐顺之的出现标志常州学术文化走向成熟。正如美国学者艾尔曼所言，唐顺之与其同时的薛应旂，经其子唐鹤徵和薛应旂之孙薛敷教，与晚明最有影响的文人社团东林党形成学术联系，此后则又借助家族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形成地方知识传统，绵延而至清代的常州学派，形成明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学术渊薮之一。

清代常州学者、作者、画家辈出，先后形成了多个学术流派。群星灿烂的常州文化精英以血缘、地缘、学缘为基础凝聚在一起，这种地域观念和群体意识表现在学术文化上，便呈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色彩。常州学派在朴学当道的时候，另辟蹊径，将经学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结合，成为学术界面对社会危机的应变之学和变革之学。阳湖文派同样强调博涉多通，在创作风格上讲究气势与文采兼擅之美，不过分拘泥于文体，强调作者的个人风格，为中国散文走向近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梁启超称常州学术是“想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曾经有人说常州人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戆直”，大抵是迂愚而刚直之意。当这种戆直浸润了经世致用的意蕴时，更显得正气满满。“危时守所学，乱亡守孤城”，正是这些独立的思想和灵魂，才闪耀出人性的崇高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