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长期社会生活的产物。它凭借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和流传，精确地反映了人们各方面的生活和有关的思想感情。它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人们的生活服务——给以知识、教诲、鼓舞和希望。

作家文学也大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生活的反映并对生活起着一定的反作用。但是在这一方面，民间文学却有着自己的独特性。由于民间文学的创作者人数众多且生活在底层，他们比作家能够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它的社会功用，也和作家文学颇有不同的地方。它更紧紧地贴着生活，比如不少劳动歌，就是人们在各种劳动进行中调整呼吸、动作和鼓舞情绪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些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下层民众的生活原型和精神状态，如《周南・项鼠》《风古诗十九首》等。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对当代考证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实画面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深刻的意义。

我国的民间文学除了反映中国的历史之外，还兼容了世界文化，民间文学的某些体载在国外，甚至在地理上相隔比较远的地区之间也有所交流。不同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或诗语等不仅有许多在构思、表现手法方面很相似，有的故事连基本的人物、情节都相同或相似。像灰姑娘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世界大扩布”的民间叙事作品，就属于这一类。中国与邻近国家如印度、朝鲜和日本等，都有长久的文化上的交往，中国的民间文学在传承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兼容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彰显着独特的魅力。

此外，民间文学还有很大的研究现实的作用。过去劳动人民所创作的无量数的口头文学作品，起着辅助生活、哺养精神活动等社会作用。到了现代，人们又在社会现实的要求下，创造了新的民歌、传说和笑话，它们更广泛、更直接地配合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的舆论，与时代的进步作家的作品互相呼应和配合，起着帮助改革社会和推进生活的作用。

总之，民间文学作品及其研究成果，是中华民族拥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但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有它独特的表演过程和传播的方式。近年来，人们正在把这种特殊的、富有价值的劳动者的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部分，给以科学的探索和适当的叙述，努力使我们新的文艺学和文艺史具有更高的、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特色。

(编自《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