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老屋·故人

方能

此刻的我仿佛就坐在老屋屋檐下一木椅上，望向对面的山。山风吹来,使山上树叶的阴面翻作阳面。绿波一波波推涌,传递飒飒声,并于绿波间耸出一线线金纹,那是阳光、叶片与风协作出的美景。

我九岁那年父母建了这栋木屋。父亲是铁匠，能打铁,却打不出木屋,所以木屋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建。约一个多月后正式起屋了,百多人来帮忙。高潮是最后把堂屋顶上的主梁架上去，架梁之前有个仪式，称“赞梁”。木梁横卧在堂屋地上，系着红布，爬在两边已立起的木柱横方上的人，手牵着系着它的棕绳索,先不忙着往上拉，而是对着它大声念:

赞梁,赞梁，

贺喜主家修个好华堂。

红漆桌椅摆中央，

高头大马走四方……

父亲系一个围裙,围裙里兜着预先准备好的包封(红包),谁赞了梁,就抛给谁一个包封。那天大雨,他还把自己披的蓑衣也给了别人,自己淋雨,后来因此大病一场。

这地方叫方家坳,却无一户人家姓方,听说方家后代早迁走了。我家却来补空似的,买了栋旧屋开起石家铁匠铺来。但开着开着,传到远方竟传为“方师傅铁匠铺”了。原来老辈人讲,几百年前这里出过一个会武的方师傅,大名方世友,打遍天下无敌手,路见不平就是一拳,比你爹铁匠师傅的一锤还重一百倍，强盗恶人铜头铁身也被打成烂纸,所以一听方师傅来了,都望风而逃或跪地求饶……这故事很令我神往，想;长大了要做方世友,不学打铁学打坏人。

屋的木架子立起了,父亲却病了。昏厥中,本地郎中开的中药汤喂进去马上呕出来。祖母颤着小脚赶到公社总机房给县城打电话:“邓坤山哪,你三哥病得危险了哇,快想办法来啊。”

邓坤山是祖母的几个女婿中的一个,最豪爽热情。邓坤山上一月工资要了救护车,但那时全县只有一两辆护车,这车还在路上救送其他病人,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们公社所在地杨林——那时杨林才有公路,从公路步行八里山路才到我家。邓坤山要赶上这个时间,得先步行二十多里赶在车到杨林时把病人搬到公路边。

他哪里只是步行,他是跑,长跑二十多里。

邓坤山那时约三十岁,县城东坪人,长得如欧洲美男子,娶了也长得美丽的我大姑,我们叫他“大姑爷”,他因此多了几十个乡下亲戚。但他愿意总热心相待、相帮。他在跑,手中提着给病人带的四个梨子,解开他的白衬衫的扣子散热,衬衣一路鼓荡得像披风。山风把他满头汗吹掉又溢出新的汗,所以当他跑进我家喘着气喊“三嫂,快喊人抬三哥到杨林上救护车”时,我母亲最深的印象——母亲常常回忆这印象——是他跑得满头满身大汗,额头亮晶晶的。

“海老倌哪,冬文哥啊,快来抬人到杨林上救护车啊!”我母亲朝对面山凄声急喊。乡邻都在对面山捡茶籽,闻声立马救火一样奔下来,抬起简易担架上的我父亲就随邓坤山跑。邓坤山帮我母亲提着换洗衣衫等全部物品,母亲空手也追不上。

这一次,父亲被救回来了。出院后重新做铁匠挣钱养家,我得以继续读小学及中学。不然,九岁丧父,身为长子,是不能读书以至于走向山外的。

如今是快五十年之后记这一节,父亲和大姑父均已作古,但大姑父奔向老屋的身影我永远记得。

病愈后两年,父亲不打算再带外人做徒弟了,想带我,把他的铁匠技术传给我。我刚满十一岁,系上围裙还裙边扫地,父亲就在徒弟站的位置垫一块厚木板,使我增高几寸，又给我换一个小一号的大锤,让我勉强抡得起。反正是一定要我抡大锤做铁匠徒弟,不准上学了。

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接下来是读初中——那时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而且是春学年制。过完年,立春了,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挑着被褥箱子经过铁匠铺,经过了一个,“石万能,一起上学呵。”,又过了一个“农农,还不去?”关系近些的直呼我小名。

同学过完了,开学一个星期了,看来从此学打铁成定局了。

我不反感打铁,但很想到很大很远的世界里去,所以想继续读书央告母亲,母亲劝父亲,父亲不改主意。父亲病后力气弱,需要一个人帮打大锤才行,而我是长子。

一星期后,正在打铁,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康安邦走进了铁匠铺,避开打铁溅出的火星,站到打铁炉后笑眯眯地看父子二人打铁。

母亲赶快给老师装碟子煮荷包蛋,“康老师,你来干嘛子?”

康老师笑答;“我来接你屋里崽去读书啊。”

父亲客气地说:“劳烦康老师教过他,他今后学打铁”康老师见说不通,就不多说了,仍笑着看打铁,看上半点一点钟,走了。

第二天,康老师又来了,“我来接你的儿子去上学。”说不通,仍笑眯眯看打铁,然后走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不再说什么,只笑。

我父亲历来是顽固的,当康老师面还是不认输。但记不清是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康老师走了以后,他不看儿子只看铁,口里说:“你去,跟你的老师去。”我欣喜地解下围裙,一蹦老高。

迟到两星期的我也上中学了,把被褥箱子挑到学校,才知康老师不再教我们,他仍教小学。从杨林学校到我家,是八里路,那时门前刚挖出的土公路还没有通车,他就沿这条土公路来来回回走。春天多雨,走得两脚泥,他进门前把鞋上的烂泥刮掉,然后撩起一脚在打铁炉后烤干,那样子好像是专为烤干鞋子才进我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到了父亲经历过的半老年龄,而我的女儿长到了我当年似的年纪。弟弟的新屋建好了,新崭崭,得老屋更老更暗了，但老母留恋老屋,到今天还没有搬。

未来的事情,也就暂不写。只有老屋里的人、事,在脑里久久回旋……

(本文有删节,节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