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叶

韩开春

①那年我去宏村，正是深秋季节，顺着黄山的皱褶一路前行，层林尽染，草黄枫红，间杂粉墙黛瓦，古徽州果然气派非凡。到了村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泓碧水，一条小道笔直穿过湖心，上面有座弯月般的石砌小桥，名叫画桥。据说，当年李安在此拍摄《卧虎藏龙》，男主人公李慕白就是从这座小桥上牵着他的白马走过的。

②但是，我的目光却被湖中那一大片枯萎的残荷吸引，脑海中瞬间浮现的竟是《红楼梦》里林黛玉反对贾宝玉拔除破荷叶的理由：“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林妹妹那双对着残荷发痴的忧郁的眼睛。在那一刻，我居然有了长留宏村的想法，要是能有机缘在湖边的书院住下，在有雨的夜晚，或是撑着一把油纸伞，顺着石砌的湖堤漫行，或是隔着石雕的窗棂，卧听雨打残荷，该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③其实，我有许多亲耳聆听雨打残荷的机会。我读初中的时候，学生宿舍的后面就有一大片荷塘，每年莲藕起出之后，就再也没人去管它，任由满塘的荷叶自生自灭。然而我终究只是个俗人，比不得林妹妹那样冰雪聪明，所以听雨打残荷的次数虽然不少，却从未听出过什么诗意。

④与枯萎破败的残荷相比，我更加喜欢夏日的新荷，光鲜洁净，绿意盎然，看上去就很赏心悦目，勃发着无穷的生机。中午或是傍晚，会有一些或红或绿的蜻蜓、豆娘前来参观，它们或许是被这荷塘满目的绿迷住了，绕着圈不停地飞，迟迟不肯离去，飞累了，就在新冒出的小荷尖上歇歇脚；身上穿着黑黄条纹套衫的小青蛙，也从水里冒出头来，双腿一蹬，用它那著名的蛙跳，一下子便跃上了荷叶的表面，随之溅起的一串水滴，滴溜溜地汇聚到荷叶的中心，凝成一颗又圆又亮的大水珠，映着太阳的光辉，像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它们或许是把这一张荷叶当成了运动场，鼓着大腮帮咕咕呱呱不停地叫，呼朋引类；还有一些黑脊背的鱼，在荷叶撑起的太阳伞下悠闲自在地游来游去，间或举起大尾巴，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劲一击，发出“泼剌剌”的一声响，溅起一朵大水花，旋即一头扎进水底，再也不见了。

⑤这样的季节，最快乐的自然还是孩子。从第一朵荷花在水面上升起、绽开它美丽的笑脸时起，就会不断有孩子顺着塘埂悄悄滑下水去，学着在水面上那群嬉戏的鸭子的样子，把鼻子一捏，头往下一低，便潜入水底，浮上来的时候，手里总会多出一截细嫩甜香的花香藕，临了上岸，还不会忘记摘一片荷叶顶在头顶。有时候也玩打水仗游戏，学着电影里白洋淀民兵打鬼子的模样，顶着一片荷叶，手里端根树枝，一只眼闭着，煞有介事地一瞄，手指一勾，嘴里同时发出“叭”的一声。

⑥少年的记忆，除了玩耍，大多数还是和味蕾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荷叶，也是如此。说到吃，必须提一下荷叶粥，这是我母亲夏天常做的，把新鲜的荷叶洗净，切成细丝，放点冰糖，和粳米一同煮，做出来的粥青白相间，颜色好看，味道也好，清香扑鼻，有清热解暑之功效。荷叶还可以包装食物。我祖父有个习惯，赶集的时候带上一张荷叶，或干或鲜，随季节改变而有所不同，回来的时候，总会变戏法般从怀里掏出一只荷叶包来，里面包着的有时是几片卤猪头肉，有时是两根油条。他用筷子夹起肉丢进我的嘴里，果然是跟往常吃到的不同，肉香中夹杂着荷叶的清香。长大后读明清小说，见到许多关于市井场景的描写，我才知道，原来这用荷叶包熟食的举动并不是我祖父的首创。

（选自《2010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删改）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土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