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陈平原

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贬值”两个字。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跟经济建设没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这的确很可忧虑；如果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以致学者不能安心治学，而必须盘算如何“生产自救”，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我倒觉得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没多少油水好捞的。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出书容易，惊世骇俗容易，滥得虚名也容易。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名利场”。如今则又回到了“冷板凳”。

梁启超有篇名文《过渡时代论》，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出政治上的英雄，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五四”年代能出英雄，前几年也能出英雄，如今则连“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容易，英雄似乎消失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未必学术成就不高，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对于青年学者来说，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是必要的。就好像新学期开始，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

当然，也有人“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从来没“跑野”过。可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功利心、没有一点虚荣心、没有一点狂态、没有一点醉意的“纯学者”，我历来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我佩服的是能“跑野”也能“操正步”；该“跑野”时“跑野”，该“操正步”时“操正步”。当年“跑野”时甩了一拨人，如今“操正步”还会甩下一拨人。读书做学问也真不容易。

一代诗僧苏曼殊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男主人公在热情、执著、聪慧、果敢的西化女性和娴静、高雅、温柔、含蓄的东方女性面前丧失选择的能力，只好悬崖撒手皈依我佛。这种主题模式在现代作家笔下不断重现，只不过“五四”时候西化女性占上风，40年代东方女性占上风而已。尽管作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时代逼出来的；内心深处很可能都像苏曼殊那样，在两种女性、两种生活理想、两种处世态度——借用茅盾的术语：诗歌与散文——之间徘徊。

“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也许，只好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但愿，就在不久的将来，我能把这题目倒过来再做一遍：告别“散文”，走向“诗歌”。即使那篇好文章一时难产，也不妨为这散文时代保留一点诗意，或者创造一点诗意。以免“寂寞的事业”过分寂寞，散文的时代过分“散文”。

逍遥游

聂鑫森

江南大学是一所老资格的大学，中文系又是江南大学的名系。中文系之所以声名赫赫，是因为有一批久负盛名的老教授，在许多专业上可以说是一言九鼎，领风气之先。

贺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专长是古籍校勘与论证，最为人所钦服的是《庄子》研究，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专著。他字“散木”，也是取自《庄子》书中，自谦为无用之材，但“不材”即可免遭斤斧之苦而尽天年。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五十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他喜欢着青色的衣裤，加上布鞋布袜，乍一看，俨然一乡下农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陶淘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

事后，贺先生对陶淘说：“我让你等一下，是想提醒你，什么事都不必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陶淘说：“是，是。”

“文化大革命”说来就来了。

贺先生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小将隔三差五地拉着他去游街批斗。他被戴上一顶很高很尖的纸做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写“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贺圣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他没有一点沮丧之色，从容地走着，锣声响得有板有眼。

他的几个同辈人，有的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了；有的吓得旧病复发，住了院。他对他的老伴儿和儿女说：“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因病而逝，我还有几本书要写，我不能让天下人有憾事。”

后来，贺先生又被遣送去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来改造他的思想。和他同居一室的是陶淘。这一老一少的任务是喂猪，不是关着喂，而是赶着猪野牧。他们两个人共一口锅吃饭，俨然父子。

陶淘的情绪越来越坏。

有一天出门牧猪时，陶淘说身体不舒服，想休息半天。

贺先生说：“好吧。”

贺先生把猪赶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让猪自去嚼草。他坐在树下，想他的《庄子》大义。坐了一阵，觉得陶淘的举动有些异常，慌忙往回赶。

推开门，陶淘在矮屋的梁上上吊了。

贺先生忙把被子垫在地上，搬来凳子，站上去，用镰刀砍断绳子。陶淘跌落在被子上。

贺先生寻出一截儿艾条，在煤灶上引燃，然后灸陶淘的“人中”穴。

过了一会儿，陶淘醒来了。

“贺先生，您不该救我！”

贺先生说：“我已至花甲，尚不想死，何况你！我的《庄子》研究，想收个关门弟子，你愿不愿意？”

陶淘哭了，说：“我愿受教于先生。”

此后，贺先生开始系统地向陶淘讲述《庄子》。没有书，没有讲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地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完气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伴随着日历，一篇一篇讲过去。

贺先生讲课时，喜欢闭着眼睛，讲到他自认为得意的地方，便睁开眼问：“陶淘兄，你认为如何？”陶淘慌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学生心悦诚服，确为高见！”

陶淘觉得日子短了，生活有意思了，眼前常出现幻觉：贺先生就像那自由自在的鲲鹏，扶摇直上，“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自在，不以环境险恶为念，堪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世道终于清明了。

陶淘一边工作，一边当了贺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在他的协助下，贺先生完成了几部关于《庄子》研究的重要著作。贺先生说：“陶淘，我也该走了，我的肝癌居然拖过了这么多年，实为奇迹。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我现在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写完了书，还有了你这个传人，此生无憾。”

几天后，贺先生安详地去了，享年七十有二。

(有删改)

荆轲塔断想

柴福善

①荆轲塔，在河北易县的荆轲山上，后人为纪念荆轲而建。

②当初，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都于蓟，即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世称燕上都。后迁都易水之滨，为燕下都，都城长达十几里，居战国都城之首，世事沧桑，今也只存断壁残垣，任凭野草2掩映，风雨剥蚀，荒台下落日，山水有余情了。想燕昭王励精图治，招贤纳士，修筑黄金台，从而使燕国由弱而强，终于战败齐国。千年来，李白来此凭吊，特作《古风》，“燕昭延①郭隗，遂筑黄金台”，谁知笔锋一转，“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不免以古思己，有些哀怨了。

③其实，秦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太子丹凭借荆轲一介武夫，刺杀秦王，就想保住江山社稷，太异想天开了。而荆轲带秦武阳赴咸阳，武阳色变震恐，荆轲展图现匕，行刺未果，命丧殿上。读《史记》的刺客列传，总觉司马迁笔下有些演绎。难怪，史书本身就是断简残篇，过去的历史是无法再现的。

④荆轲未刺死秦王，即使真刺死了，马上就会有另一个秦王站出来，区区燕国依然是要亡的，天下依然是要统一的。这么说，我无意否定荆轲的英雄壮举，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可以荆轲为代表。而这一壮举，令后人景仰，尤其在易水河边，太子及宾客皆以白衣冠送，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歌流传至今，当地人谈此，竞念出续句：“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嘘气兮成白虹。”易县今有白虹村，传说因荆轲仰天呵气，直贯夕阳，化成一道白虹，见者称异而得此村名。

⑤我们常吟咏英雄壮举，其实还有个尾声：那击筑相送的高渐离，后变名姓为人庸保，因善击筑受秦始皇召见，识出，秦惜其技艺，赦免一死，乃嚯其目（即用马粪熏炙使其失明）。后在演奏时，以铅置筑中，举筑扑击秦始皇不中被诛。荆轲一样的英雄，历史不应该忘记。

⑥我来时，天蒙蒙细雨，怎奈山路湿滑，不便车行，只得在车中远远地凭窗而望；塔高十三层，每层八隅悬有风铃，微风摇动。清脆悦耳，声传四野。幽幽地，耳畔似有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