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数学回归中国

1951 年，以振兴中国数学为己任的吴文俊放弃法国优裕的研究条件，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和张素诚、孙以丰成立拓扑组。此时拓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在欧美，在法国吴文俊可以随时和老师、朋友交流，随时了解世界拓扑学的最新动态，回国后的吴文俊站在拓扑学前沿，没有人能给予吴文俊帮助和指导，只能独自摸索。在拓扑学研究中，拓扑不变量是基本的研究对象，但从一般的拓扑不变研究入手很难，于是很多人都退而求其次，研究易算的同伦不变量，但吴文俊没有跟随潮流，而是集中精力专攻非同伦性安抚运算拓扑不变量。经过反复探索，他引入示嵌类，开展复合形嵌入、浸入与同胚的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示嵌类”，吴文俊获得我国第一届自然科学奖，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后来，许多新大学生加入拓扑组，在吴文俊的指导下，新一代学者李培信、岳景中、江嘉禾、熊金成等成长起来。

二战之后，一个重要的数学分支——代数几何得到了发展，但它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是空白。50年代中期，法国数学家韦伊建立了严整的代数几何学体系，随后，法国数学家格罗登迪克又以此为基础，建立概型理论，创立了一整套现代代数几何学抽象理论体系，代数几何的研究走上抽象化的道路。但吴文俊没有沿着他们的道路走，他阅读大量相关著作，开设代数几何课，从20世纪初的古典代数几何入手，特别是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的《代数几何引论》，很快掌握了代数几何的基础，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用奇异代数簇定义陈省身示性类。这为日后的数学机械化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自进入数学殿堂直到1975年，吴文俊接受的都是西式数学教育。此前，中国古代数学不入吴文俊的眼，此后，中国古代数学成了吴文俊心血汇聚之点。开始看不懂全是古文的原始资料，他凭着一股子钻劲，废寝忘食地啃资料。慢慢地，看出了门道：西方数学是公理化数学，重因果关系；中国数学主要解决问题。吴文俊提出：“近代数学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数学，而非希腊数学；决定数学发展进程主要是靠中国数学，而非希腊数学。”1976年，吴文俊开始数学机械化的研究。数学机械化就是把数学和计算机结合，吴文俊认为计算机科学在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数学之中，他提出了根据传统数学思想推出的几何定理证明的有效算法，1984年，出版了专著《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基本原理》，吴文俊的学生周成青在美国定理机器学术会议上，提交了论文《吴方法证明几何定理》，在现场用电脑演示，在十几分钟里证明了几百条几何定理，与会的100多位国际数学届精英一致赞叹。后来，中国科学院成立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吴文俊任中心主任，他带领研究人员使数学机械化的研究取得蓬勃发展。

吴文俊的学生——数学机械化与自动推理平台首席科学家高小山这样评价：“吴先生的研究有他自己的特点，就是创新性，另外就是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做拓扑研究时，拓扑学刚刚艰难迟缓地发展，他抓住核心问题，为拓扑学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以后从事的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1994年，吴文俊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杰出科学家奖，会上，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的恩师陈省身这样评价：“近20年来，吴文俊从事机器证明的研究，把计算机应用到纯粹数学。他利用代数几何，对方程式求解的问题做了系统的研究。吴文俊的工作总是独出蹊径，富有创造性。历史上许多大数学家，对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都有贡献，吴文俊保持了这个传统。”

2000年，吴文俊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吴文俊在获得邵逸夫数学奖时说：“对我个人而言，每次获奖都是高兴的事。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稍作出成绩就被大家捧成英雄，这不是好事，这说明我们的科研还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在吴文俊看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不能只看某一个人的成绩，要看群体的高度。一个大国的科研领域，特别是数学领域，最好是没有英雄，大家都处于同一个高水平，共同形成一个高峰。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进

司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无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己。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作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 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