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杜甫传（节选）

冯至

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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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会发现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

（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芑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融合渗透，构成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关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宣称“历史的终结”或许有些太早，但在我们的世界中，全球化———商品、服务、资本、技术、想法、信息、司法体系和人员的密集交流———已经让“地理的终结”离我们越来越近。

在很多人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合理且不可逆转的过程，它意味着全球生活水准的整体提升。全球化并非不受控制。人员的流动依旧受到很大限制。资本流动呈现严重不对称局面。从表面上看，富国每年都向穷国提供一定数额的援助资金。但实际上，西方国家每向穷国提供1美元援助资金，就能偷偷拿回10美元的非法收益。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分布不均。发达国家大多建立起互相依存的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关系相对独立的状态，它们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如今巴西、中国和印度正在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日益加深的贫穷和不平等——少数人和少数国家越来越繁荣富裕，剩下的则越来越边缘化、被孤立在外——给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冲击。工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资本收益的比重越来越高。资产和收入越来越集中。全球市场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带来类似的发展，以保证均衡、全面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和财产权相比，劳动者权益没有获得足够的保护。不平等的全球贸易和金融规则对富国和穷国产生了不对等的效果。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担心全球化会对它们的经济独立、文化完整和社会稳定带来有害影响。不平等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最后就会演变成一些国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而后者处于另一些国家的掌控之下。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全球化还释放出“非民间社会”势力，加速恐怖主义、人口贩卖、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剽窃盗版和流行病的跨境传播。

在全球化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趋利避害？全盘拒绝全球化、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显然是不切实际且不合理的做法：谁愿意当下一个缅甸或朝鲜呢？同样地，谁想成为下一个冰岛、希腊或爱尔兰呢？事实证明，无止境的自由化、解除管制和放宽资本控制无法为一国带来永久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在开放和管制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要求我们警惕在国内外缝隙中生存的跨境犯罪活动。这些非法交易涉及金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产物的10%。在全球50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有36个国家位于非洲大陆。在那里，国家力量的欠缺常常为跨国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提供契机。在整个非洲大陆上，各种犯罪活动尤其猖獗。反政府武装构成了另一种不同的挑战。因为全球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反政府武装常常随之而生。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来破坏、瓦解和击溃全球犯罪活动。然而随着“非民间社会”势力的扩散，各国国家统治机器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来遏制这些势力。要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一个办法是实行地区和跨地区管理，以加强各国反击这些势力的能力。分享专业知识、机构制度、政策工具、人员及其他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抑制跨地区犯罪活动的兴起。

总之，要消除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彻底抹去全球化的阴暗面，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上——包括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进行精诚合作。

（摘自2011年1月31日《环球时报》，有删改)

春天里种植自己

王清铭

三岁的时候，他的在一个小煤窑打工的父亲因塌方被埋在土中，撒手而去。父亲被埋葬的那天，母亲哭得声嘶力竭，他黑着脸，就是不哭。大人就对他说，你爸过世了，再也回不来了。

他不说话，只是把头摇得像风中的小草。

他不相信那个老是用宽大的手掌抚摩他，用粗硬的胡须扎他小脸蛋的父亲，会永远消逝，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他跟母亲在房前的空地种过南瓜，一粒种子点下去，浇一些水，隔一段时间，就长出嫩叶，然后藤蔓爬满架子，最后结出很多很大的瓜。

他问母亲：把爸爸种植①进土里，什么时候再长出来呢？

母亲看着他明亮的眼睛，不忍心伤害一个孩子的心，就连声说：快了，快了，明年春天的时候。

于是，他经常坐在屋门前，眼望着后山，希望看到婆娑的树影里他的父亲正大步地走回家中。第二年清明节时，他跟母亲去上坟，坟上的树跟他一样高了，但他的父亲还是没有从地里长出来。

他问母亲：爸爸怎么还不长出来，是不是我们没有浇水呢？

母亲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他有点明白过来了，也哭了，眼泪把整个衣襟都弄湿了。

十三岁的时候，祸不单行，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又被一场车祸吞噬了生命，他成了孤儿。埋葬母亲的那天，天下起瓢泼大雨，但他不哭。也不再相信娘种植进土里后，会再长出来。

十三岁的孩子没有谋生能力，邻居东凑一把米，西给一捆柴，衣服破了，有人争着拿回家缝补。他和村里的孩子打架了，那些孩子回去肯定挨父母的打。谁家里煮了好东西，一定要派孩子来叫他，以至于有些孩子怀疑他是父母送给别人的兄弟。父亲就对孩子黑着脸，说：就是，就是，你以后要把他当兄弟。

十三岁的时候他在村里有了许多的兄弟姐妹，虽然村里的生活很贫困，但他的生活很幸福。

二十三岁时大学毕业，他要求分配回村里的小学任教，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要报答村人的恩情，他的学费是村里人用米和鸡蛋换来的。他的工资除了留一点生活费，全部补贴给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为了报恩，他娶了村里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女子，只因为这女子的母亲把家里最后一只母鸡卖了，为他凑足了学费。

恩情似山顶的天空压在他的心头，但他瘦弱的身体不是嶙峋的山峦。有时侯，他偷偷跑到父母的坟前，让泪水漫过他孤独无助的心灵。他想到三岁时的梦想：假如父母种进土里，能够再长出来该多好啊。至少他现在不会觉得欠了村里人很多的情，这份情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

三十三岁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家乡，想法很简单，离开这些给予他养育之恩的村人，他不想再背负这沉重的负担了。决定离开的时候，妻子骂他忘恩负义，他摇了摇头，给了这个他从来就没有爱过的女子一巴掌，然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一抹嘴角的血，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四十三岁的时候他在城里当了老板，每年都拿出很多的收入交给农村教育基金会，并指定要捐给他工作过的那个乡村小学，他不留名，也拒绝记者采访。

我成为他的朋友是后来的事情了。有一次酒酣时，他说起了这段经历。我沉默了许久。然后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现在是把自己的心种植②进了生活过的那个乡村了。报恩有多种方式，最好的方式是让自己长成大树，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阴凉。”

（选自《读者》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