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学是贯穿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史的主线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提到天人关系，人们就会想起“天人合一”，认为它是最恰当的表述。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天人合一”出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按其思想体系，这种提法其实是“天人感应”论的一种表述，变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神，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以《周易》的经文为例，其中有此对“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的记载。至于西周时的重要政治文献《尚书》，其中“天命”一词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生变化，出现了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观点。

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首先见于兵家著作。齐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他说的“天时”，指阴阳、寒暑、四时等自然现象；“地利”指路途远近、面积大小、形势险易、环境利弊等方面；“人和”指得民心、得民力、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兵法》变为，军事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才能取得战争胜利。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为重要。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于战争实践，同时又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因此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

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观点，这和天命决定论大异其趣，将古代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寻求“和”而否定“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荀子探讨天人之学的名篇《天论》，把这个道理阐发得深刻而清晰。他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又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是祈求天的恩赐，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想背离。基于上述分析，荀子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意思是说，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之分的内涵，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才产生了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荀子关于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都 在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产生了新的思想课题，但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泽，只是变换了形式。

（摘编自张岂之《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

虎啸震千山

聂鑫森

年逾古稀的老画家高昌，阔别故乡虎山县三年后，欣然归来了。不是应县委、县政府的邀请，而是主动打电话要来，声明路费、住宿费、餐饮费都由自个儿掏，决不增加公家的任何负担。

虎山县在本省的西南角，从省城坐火车去也就十几个小时，高昌居然三年没来。以前，每年他必来两三次，都是县委、县政府邀请的。虎山县一直戴着顶“贫困县”的帽子，属“老、少、边、穷”地区。

为了稳稳地戴牢“贫困县”的帽子，省城、京城若有掌实权的大人物下来视察，县里没有什么稀罕东西款待，就提早把高昌接来，现场画张指画相赠，既不算是行贿，但画的名贵明摆着的，于是便会不断得到各级部门的扶贫救助款。除此之外，高昌只要听说县里有建希望小学、救灾、助残的消息，便会慷慨地寄钱过去。尽管他出来读书、工作几十年了，老家也没什么直系亲属。

“著名指画家”的头衔没变，对桑梓之地岂能不关心?”三年前，虎山县新换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叫荒薪，一个叫魏艾。都是三十岁不到，是名副其实的“80后”。他们到省城开完会后，特地来看望高昌。

荒薪说：“高老，这么多年来，家乡真的麻烦你了，又是画画，又是捐款。我们上任后，下决心带领全县人民脱贫致富。” “好。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尽管提。”高昌一捋花白的胡须，说。魏艾说：“在没有摘掉‘贫困县’这顶帽子前，我们绝不邀请你回家乡，也决不麻烦你去作什么应酬画。靠国家拨款扶贫，那是庸人之举，得苦干、实干、巧干，把经济搞上去!”高昌说：“画画，捐钱，我愿意!更佩服你们年轻人，有胆有识，敢想敢干。好，我在省城的家里静候佳音。”

末了，荒薪说：“高老，我们想最后麻烦你一次，请你画一张画，就挂在县委常委会议室里，让我们一看见画，就脸红，就心跳，就不敢有丝毫松懈。”

高昌一笑，说：“你一定想好画题了，快说，让我画什么?”

“远景是家乡的虎跳山，近景是花树丛中的一个鹞窝，襁褓中睡着一个婴儿。题款为：‘靠国家财政哺乳，贫困县永远是贫困县。’”高昌蓦地站起来，向内室喊道：“老伴，快拿酒来!这幅画我想了好多年了，只是怕冲撞了父母官，没有画。你们有这种心怀，老夫要谢谢你们了。”

这三年，虎山县没邀他回去画过应酬画，也再没上门来求画去送人。

高昌看报看电视，或者打电话找熟人打探消息，虎山县真的甩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发展多种经营，培育规模产业，种粮、造林之外，开辟了中草药园、水果园、蘑菇基地、蔬菜大棚、野猪和野兔养殖场。并引进外资、内资，办工厂进行深加工，家具厂、竹器厂、罐头厂、腊制品厂、酱菜厂、石料厂、中药厂……“贫困县”的帽子摘掉了。

可荒薪、魏艾没有邀请高昌回老家来。

高昌心想：这两个年轻人野心不小，还想好上加好，要让他真正地刮目相看。他等不及了，打电话通报一声，自个儿就来了。到车站接车的，只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说，书记、县长交代了，由他们陪高老参观，想去哪都行。高老满意了，书记和县长才敢来拜谒，否则，无脸见人啊。

高昌扎扎实实参观了四天，走工厂，访园圃，看基地，问农家，虽然有些累，却心花怒放，不是一朵两朵，而是成团成簇。

高昌用手机联系上了书记和县长，说他要设晚宴感谢县委常委全体同志，人必须到齐。吃完饭，他要当众展示他带来的一幅指画新作。有一个不来吃饭的，他就立马回省城去!

晚宴设在高昌下榻的五星级“虎山宾馆”，是由一位虎山县籍的台商开办的。

荒薪说：“高老考察了几天，你说满意了，我们才敢来。”

  “旧貌换新颜，我太高兴了。”

魏艾说：“你请客，怎么行?我已通知办公室的人去埋单。”

  “我是代表老百姓，谢谢你们。这点钱，我还出得起，早把款付了。来，我敬各位一杯，你们辛苦了!”

酒过三巡。高昌拿起放在身边的一个长条型木盒子，从里面取出一轴画来。“荒薪、魏艾二位小友，请你们一个人拿住一端，展开来。”

这是一幅四尺整宣的横幅，画的是一只立于山岗上的老虎，仰天长啸；身后是青松、翠柏、杜鹃花。画名为《一啸震千山》，还题了一首小诗：“方兴未艾致富忙，放眼故乡着新装。襁褓不留哺乳虎，雄风卷过万山岗。”宴会厅里响起一片掌声。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摘编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