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文化强调“人类中心”不同，中国文化主张顺应自然，适应自然，重视“天人合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当然主张道法自然，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面前只能被动顺受，中国文化主张积极面对自然，发挥人的主动性。它认为虽然成事在天，但谋事却在人。孔子甚至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想事成，不努力肯定不行，但光靠人的努力也同样不够，必须做到“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更是表现在如何处理人的精神家园上。与其它文化将人的精神家园重心设置在彼岸世界不同，中国文化则是把人的精神家园放在此岸世界，认为只要努力，在现实世界中就可以实现精神圆满。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种“重人生轻鬼神”的修养方式自然更是一种充满现实精神的人文关怀。儒家强调“人皆可成尧舜”，主张只要认真修行，人人皆可达到“圣人”境界。不但如此，即使本源于印度的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也被改造得更有人文情怀。中国文化这些特点自然构成了其它文化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其难以逾越的屏障。虽然中国文化尊重自然，但它却没有形成一套如何尊重自然特别是在尊重自然的同时改造自然的办法。

其次，它奉行道德至上。儒家本是一套道德思想，它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倡以“仁义礼智信”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自汉武帝以后，它便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政治学说（即政治道德化）。与此同时，儒家的“礼”“序”观念也被本体论化，成为一种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世界秩序。从一般意义上说，将以“德”为核心的思想落实于全社会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充满温情与人情，因而最终也会使它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但由于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之中维护的是封建等级秩序，这也就导致其不可否定的局限。另外，将道德秩序用于管理社会似乎还有一定道理，但把它用于管理社会经济与政治就不得不说有明显弊端了，它必然会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政治建设。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导引出资本主义的。

再次，中国文化十分注重人的精神，儒家强调通过“养浩然之气”充实人的精神，佛教强调通过修行达到成佛境界，道家强调通过顺任自然达到自由逍遥境界。而它们之间又有互补作用，不同人都可从中找到精神修炼与充实方式。所以，有人用“拿得起”（儒家的“有为”）、“放得下”（佛教的“空”）和“想得开”（道家的“无为”）来比喻中国文化儒释道互补状况，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仅如此，中国文化更注重精神修养的社会关怀。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并把人格区分为“信善美大圣神”六种境界。道家强调清静寡欲，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佛教在讲修炼成佛时，也主张用爱心、慈心、同情心去关爱众生，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些无疑都是中国文化弥足珍贵的遗产。

（摘编自杨生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衡

①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

②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

③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④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⑤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⑥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⑦秋白不朽。

（有删节）

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鲁迅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些旧的文化传统，一种民族劣根性，一种社会状态。局限于鲁迅与周边人际关系和具体事件的纠葛，是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题。而留在民族记忆里的鲁迅是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鲁迅，是每逢某个重大政治节日便被装饰出来的鲁迅。毫无疑问,鲁迅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人们都认同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而决绝地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人格所致，人的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于人格特征。

鲁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于我们来说，鲁迅精神在当代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立场和人格境界的启示意义。夜深人静，我读到鲁迅的一些句子，总是惊出一身汗水来。这冷汗不只是为鲁迅的深刻而惊叹，也是面对鲁迅的深刻和挑战而自愧不如的结果。鲁迅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而鲁迅的痛苦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不忘鲁迅，让我们活得很累很沉重。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鲁迅的人，绝不能参与对于鲁迅本质精神的改造，因为曲解鲁迅就是背叛鲁迅。

鲁迅在世纪之初确立的现代人的思想人格境界，就是呼唤“真人”揭露“伪士”。在人性的道德上，鲁迅始终是“复古”的——复归于人间的原点。鲁迅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救赎的重任。鲁迅的真实让恶人的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他一生树敌过多，除了思想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差异之外，很大程度是由于性格所致。而这性格也就是人格——不说假话和揭穿虚伪。这造成了他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悲剧——自己不虚伪也不允许别人虚伪。

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意识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鲁迅一生都在“力抗时俗”“力抗强者”。而今日的民众，在思想意识和道德人格上则往往表现为两重性：思想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人格的滑落。由于历史的发展，一般民众逐渐疏离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被“唤醒”后的思想状态。但是，正是这觉醒之后对现实产生的失望，使人们丧失了理想主义和共同伦理精神，退而求其个人物质生活的发展，结果带来了道德心的淡化，造成政治意识的弱化与道德人格的滑落。身处当下境遇，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来，但至少能做到真诚和善良。

鲁迅的存在，为我们确立了一种人生境界和一面反省的镜子。鲁迅的存在，使我们不敢自我夸耀，不敢轻易自称为“战士”，也不敢轻易把某人称之为“伟人”。我们需一直努力坚守这样一个底线：可以平凡，但是不能平庸；可以不崇高，但是不可以堕落。然而，这个人生底线的坚守是痛苦的，也可能是孤独的。所以我说：“我爱鲁迅，鲁迅害我。”

（摘自《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有删改）

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

董岩：新闻摄影的原则给摄影记者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唐师曾：新闻摄影不要求拍得如何美丽，而应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把主流社会不在意的真实展示出来，提供给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读者领悟，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依据这一原则，摄影记者不该给被摄体描眉画眼。心中的“至美”首先是自然，自然第一。摄影记者应该发现“至美”，再选择恰当的时间、空间记录“至美”。是“记录”而不是夸大一点的“宣传”“工程”。摄影记者应该一针见血地发现问题，建议“被摄者”顺应自然规律，同时参照时下的审美价值。

董岩：您曾先后五次去中东采访，一定遇到过许多困难、危险。

唐师曾：困难、危险的地方才有真实而有价值的新闻。我已经无法回忆多少次我和我的大吉普陷在沙漠中，被恐怖分子围追堵截、被士兵扣留、被难民包围，以色列南方军区曾动用M113装甲车和AH— 60“黑鹰”直升机在沙漠中追踪我……

董岩：在很多人眼里，您是一个勇敢的战地记者。

唐师曾：我不喜欢这个称呼，这是记者应该做的。其实危险性最大的是战争摄影师。我最佩服的人是卡帕。卡帕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几乎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所有战争。他是靠诺曼底登陆的照片出名的，别人站在船上拍，卡帕跳下去自己拍。他的镜头都是简单的、平视的，不是仰视或者俯视的，这一辈子他只给自己打工。

董岩：采访时，您曾把口袋里所有的钱和食品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也曾把身上背的活命之水全部送给了帮助过您的骆驼队。在很多人眼里，您“唐老鸭”是真诚、热心的。

唐师曾：记者的魅力首先在于诚实、不装孙子。好记者就要像卡帕那样，四海为家，有一颗博爱之心，胆子比我大，能如实、客观地记录那件事，不惜生命。被地雷炸翻还按一下快门，没有任何人能阻止。

董岩：作为记者、作家、探险家，您如何评价自己？

唐师曾：我觉得最称职的、最看重的还是记者，别的所得都属于记者的附属产品。我有一个优秀记者所应具备的独立工作、独立思考的品质，这品质出于天性，更多的是出于后天的历练。总结起来说，当记者，我喜欢，我擅长，我以此为生。我原创，我自主，我不可替代。

董岩：为了新闻采访，落下了一身病，几乎搭上了命，想想自己，亏不亏？

唐师曾：不后悔，我认为值。生命一闪而过，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亲历了那么多大事件，很幸运。况且记者这份职业还培养了许多技能：开车、语言、写作、摄影……有这么多收获，你还说亏吗？我是为新闻而生的，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为此永远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努力。

董岩：会有这样一天，您开始厌烦摄影，并最终扔掉手中的相机吗？

唐师曾：不可能。因为我现在拍的片子均是一些富有挑战性甚至是很危险的题材，置身于这样的工作环境，我的激情和创造欲望不仅不会消减，反而会得到强化。但我确实期待着像卡帕那样，在临死的一瞬间还能最后一次按下快门。而您所说的“那一天”估计也将与我终生无缘——您说，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幸福、很惬意的事吗？

忧伤的质量

朱成玉

看《歌手》，李健在评价迪玛希的时候，说了一句“他的忧伤很有质量”，他说迪玛希的眼睛里有光，有不同于他年龄的故事，那里面有深深的忧伤。本来是一句调侃，我却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忧伤也可以有质量吗？

我想是的。多少美妙的诗和歌都弥漫着忧伤的味道，让人痴迷不已。把忧伤变成诗，把忧伤变成歌，这都是有质量的忧伤。

而那些沉沦和下坠，都是没有质量的忧伤。

有的忧伤是蒙蒙细雨，淋着每一个人，但我们都知道，这雨终究会停，终究会有一架彩虹，横空出世，把你和新生活连接起来。这就是有质量的忧伤。

有质量的忧伤，不光带给你美感，更重要的是不能带你坠落到深渊，而应该像一杯茶，虽然弥散着伤感的味道，但绝不沉沦，只是那么静静地与时光对峙，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抚慰?

人们善饮忧伤，不是为了最后解脱的醉，而是那忧伤里，浮着沁人心脾的茶香，那不是沉沦，而是拯救。

我想到川端康成的忧伤，那是不可一世的忧伤，令人心碎到骨子里的忧伤，但因为他最后自尽身亡，所以，我说他的忧伤是没有质量的。

川端康成的忧伤，有时候表现在他的沉默上。三岛由纪夫曾写到川端的沉默：跟他对面“被默默地、死死地盯着，胆小的人都会一个劲擦冷汗”。三岛由纪夫说，有个刚出道的年轻女编辑初次访问川端氏，运气很好或者说运气很坏，因为没有其他来客。但川端半个多小时拿那妖气的大眼睛一言不发地盯着对方，女编辑终于精神崩溃，“哇”地伏身大哭。

那张苍白的有些颓废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极度渴望探究人性的眼，那双眼睛是贪婪的，甚至让人觉得它有偷窥的欲望。

我把忧伤看成一种气质。它可以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可以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可以是永无止境的对美的追寻。

阿多尼斯在一首诗中写过：

“但愿我有雪杉的根系，我的脸在忧伤的树皮后面栖息。”

他看出了一棵树的忧伤，那么，他必然也是忧伤的。只是，这忧伤是绿色的，是有营养的，他和树的灵魂彼此给予着深深的激励。所以，他才可以把忧伤豢养在他“孤独的花园”里，有节制地生长着。

忧伤是诗歌的核，那份忧伤是让人浅尝辄止的，而非陷入和沉沦。可是写诗的人，有多少人把自己埋在自己的罂粟花田里。特拉克尔、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茨雏塔耶娃、海子、顾城、戈麦……在诗人的史册上，列着一长串的自杀清单，这是以生命为代价哺养的忧伤，是没有质量的忧伤，是堕落的忧伤。

写了多好的诗又有何益？战胜不了自己的绝望，便不配给别人带来希望。

一个朋友，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特级教师了，可是有一天，忽然辞了职，去一个乡村支教。所有人都不解，她说，因为有一天，她看到了那个乡村的照片，照片上的天空，蓝得让人沉迷，还有那蓝天下孩子的眼睛，那些忧伤的有些绝望的眼神，让她动容。

她说她感知了那些忧伤，她要走进那些忧伤里，她要把那些忧伤里绝望的灰都变成渴望的光。

她只不过是遵从了自己的心而已。

她的拯救，让那一片忧伤变得有了质量。

她在给我的信中，特意关照了我忧伤的特质——

“你看起来那样忧伤，在绚烂的阳光里这多么不合时宜……你可以忧伤，但不能一滑到底……”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