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这种遇事不忍的做法，的确令人很“爽”，也因此有着一定的存在空间。

不过，对于日渐流行起来的“爽文化”也应该引起注意。诚如有的大学生直言：“爽文化”以短暂的发泄为主要特征，凭借影视剧、微博、朋友圈等媒体渠道即时发泄，但内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有待考证。事实上，如若过多地沉溺于影视剧构织的“爽文化”过程中，甚至在现实中痴迷不悟乃至跃跃欲试，终归不利于自身为人处世。

对于“爽文化”，笔者以为，个人当有正确的认知。一则，影视剧或小说中的快意恩仇之类的“爽”，终究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不可在现实中舍身实践；二则，不能被“爽文化”左右，面对一些被人不理解乃至受委屈的情况，当理智为先，借助合法合规的渠道进行纾解；三则，合理安排工作与作息，心情放开，就会发现身边本就没有那么多“不爽”的事情。

人与人和谐相处才是真正“爽”的基础。倘若，遇到不顺心就千方百计进行“宫斗”，甚至一言不合就动口、动粗，看似能够解一时之气，但终归会导致两败俱伤。其实，放平心态，只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职场中就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与陌生人产生的冲突也就会“佛系处理”。人人做到此类，个人安全感与社会文明度就能大大提升。

（节选自《四川文明网》）

材料三：

那么，“爽文化”为何受欢迎呢？很大原因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缺少很好的情绪抒发载体，导致人们情绪的急躁爆发。同时，生活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生存空间的日益拥挤，等等，都导致了人们在直接“怼”上去释放自己，放松自己，展示自己。当然，这是一种畸形路，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放纵，自我放纵必然导致丑态百出，必然让“爽文化”最终走向“丑文化”。

“文”的本义是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理或形象；“文化”，就是用纹理和形象去化解，去疏通。这样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抒发与沟通，而绝对不是赤裸裸的“怼”。这种“怼”，尤其是怒“怼”与文化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能够用智慧、用情感去处理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动物本能”爆发。“爽文化”恰是“动物本能”爆发的产物。

其实，我们从“爽”这个字的字形就可以看出，是用四个“错”打造的。一味的追求“爽”只能“物极必反”，走向“不爽”。当然，笔者反对“爽文化”，不是反对胸怀坦荡，不是反对嫉恶如仇。笔者反对的“爽”是没有理性，没有人性，没有文明性的“动物口水战”。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们更应该打造一种“喜文化”，这种“喜文化”就是能够“一笑泯恩仇”，让幽默，让包容，让疏通成为我们的时代文化。其实，也只有在这样的“喜文化”中，我们的思想才能开朗，情绪才能阳光，社会才能和谐，生活才能幸福。“喜文化”能够让我们走向美丽。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微笑是人生最美丽的花朵，是人海最美丽的浪花。

“爽文化”要防成“丑文化”，我们的时代需要“喜文化”。

（节选自《河北新闻网》）

在荣格看来，原型是超个人意识的，是人类集体意识的财富。这是就原型的整体存在形式而言，而对于形式的意味却不尽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文化发展环境，必然赋予原型模式以不同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是兴与象。《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对原型最古老的理论概括。兴象系统那些富于联系富于传统的象征物，正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原型模式。

关于象，《易·系辞上》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下》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的本质是“见”，是具体的形象的，而最终归结为艺术的意象与哲学的抽象。象实际上是把对事物运动发展的理性思维，寄托于客观的物象的表现，因为现象界比理性世界有更为广阔的表现语言。

象是一种哲学的表现方式，而兴则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最为流行的观点是朱熹《诗集传》所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按照朱熹的解释，兴是“引起所咏之词”，那么它为何不去直言，却偏要来个“先言他物”呢？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谓：“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钟嵘《诗品·总论》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要“依微以拟议”，“文已尽而意有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而必须有意味，这种意味与形式的统一就是象征。

在前人关于兴与象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二者的逻辑联系。象要“拟诸形容”，用最简单的物象涵盖最广泛的物质世界的演变规律，而兴则要“托事于物”，用最基本的形象素材去表现最复杂的感情世界。虽然象与兴一个抽象为哲学的阐发，一个升华为情感的表现，但二者在截取那些物理事实来作为自己意象阐发的媒介时，就不能不从传统出发，情感与哲理的阐发就不是单纯的物理形式，而是富有意味的文化系统。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达到了统一。闻一多《说鱼》一文认为：“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有《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但“隐”，并不是完全让人听不懂自己的意思，恰恰相反，因为隐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民族心理条件下，隐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兴与象已构成了中国上古文化的原型系统，《易》之象《诗》之兴所运用的那些表情达意的自然之物，凝聚着上古人类赋予它的最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样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象系统便同西方现代的原型批评理论取得了理论上的一致性。

（摘编自傅道彬《兴与象——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

“江南”自古以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是一个文化生命的概念。王阳明走向江南之江南，徐霞客也走向江南之江南。南方的司马相如、苏东坡、郑珍、莫友芝也走出去了。只有走出去，才有精彩的东西表现出来。很多人都往更远的南方走。作为人文渊薮，历史上的江南不断将其蕴蓄丰美的生命能量，向其他地区辐射，而其他地区被江南文化影响之后，其固有文化也往往被激发出别样的光辉，反过来影响江南文化，如佛家《华严经》中所说的两镜互照，重重相映，交光递影，以至于无穷。

不必讳言，黔贵文明虽然历史悠久，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一直到明代中后期文教才逐渐昌明起来。由于历史上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互动也当然主要以江南对西南的影响为主，这是一个历史的主基调。在此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词。第一是“人能弘道”。移民、政府所派官员以及迁客谪官等人在文化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如所周知，阳明留居贵州虽仅三年，然而在此期间讲学授徒，以其非凡的精神高度与人格魅力使得黔中俊才云集景从，影响至为深远。作为一代大儒兼诗人，阳明先生对黔贵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于倡导知行合一的良知之学，化民成俗，改善民风，也体现于对诗书文明的传播。黔地诗人名家辈出，实自阳明来黔之后。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人在文的前面，人能弘道。人可以化成天下，阳明之于黔贵，正如文翁之于四川、韩愈之于潮州、苏轼之于海南的文化影响。而阳明一生中至为关键的“龙场悟道”，则与他在黔贵特殊环境中动心忍性的磨砺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关键词是“时代震荡”。就像地震产生地震波，某些重大的时代变革往往更促进并深化江南向更南方的文化波动。明清易代之时，中原及江南一并沦陷之后，使得滇黔边徼之地成为文化精英避地之所，一时黔中士人与江南士人萃集一地，互动频繁。待明社既屋之后，诸人为全志节或隐居不仕，或遁入空门，隐居者如贵阳吴中蕃与朱文，逃禅者如遵义黎怀智与玉屏郑逢元，这些黔中士人与避地来黔士人一同构成明遗民诗人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丹徒钱邦芑，他曾隐居余庆他山，聚众讲学；还曾邀请语嵩和尚到贵阳牟尼山讲法，振黔地宗风。而钱邦芑后来为躲避张献忠部下孙可望的逼迫，也祝发为僧，宗教与政治在这一阶段关联甚深：心系故国、志图恢复者不得已则逃禅方外，逃禅方外者也往往心系故国而有忧世之思。钱氏周围凝聚了一大批有志节之士，对当地文化产生了相当影响。可见江南以一代人物、宗教文化开拓华夏新境，变边疆而为中心，化宗教而为政治的重大贡献。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

A．在江南文化与西南文化相互影响与互动的过程中，毋庸置疑，江南文化发挥着主要作用。

B．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那些非凡的人们以其精神高度和人格魅力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弘扬。

C．正是因为王阳明在诗书文明的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所以至今西南诗人名家辈出。

D．变革时代，江南文化的贡献之一是：文化精英居于边缘，悄然发力，变边疆而为中心，化宗教而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