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更新是一种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包括对街道、公园、绿地和不良住宅区等环境的改善，以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

城市更新的方式可分为再开发、整治改善及保护三种。再开发的对象是指建筑物、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等有关城市生活环境要素的质量全面恶化的地区。这些要素已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使其重新适应当前城市生活的要求。因而，必须拆除原有的建筑物，并对整个地区重新考虑合理的使用方案。整治改善的对象是建筑物和其他市政设施尚可使用，但由于缺乏维护而产生设施老化、建筑破损、环境不佳的地区，可通过维修、改建、部分拆除、调整布局等方式来满足新的城市要求。保护适用于历史建筑或环境状况保持良好的历史地区，维持其传统风貌和整体环境，保护真实的历史遗存。保护是社会结构变化最小、环境能耗最低的“更新”方式，也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放眼世界，诸多著名的城市，在传统的工业化转型升级过程中，以文化为导向来复兴老工业区，让城市迭代更新。那些老工业建筑，那些废弃的厂房，转变为文化和知识街区，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博物馆、剧院、影院、音乐厅等等，聚集在一起，在今天已是殊为可贵的文化地标。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轨迹只要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必然会为城市创造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社会财富

当然，文化不能仅仅重视资本的增值，而不重视人，尤其是文化人的价值。对文化人的尊重和重视，关键是要有宽厚宽容的文化精神。文化人的艺术创造、学术探索、技术革新、制度创新，都是宝贵的，即使失败，我们也要有一种宽待试错、宽容失败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态度。

（摘编自徐迅雷《文化产业与城市更新》）

材料三：

城市旧住宅区文化的重要性

（摘编自 戴奕 《城市旧住宅区改造中的文化构建策略初探》）

材料四：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谢辰生说，名人故居与纯粹古建不同，古建筑的意义在于建筑本身，如果灭失，再复建可能是“假古董”，但梁林故居的价值在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过，因此，只要梁林故居的原基址未变，复建就有意义。

在各方为保护梁林故居奔走呼吁时，故居所在地块开发商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华润置业对外将故居拆迁解释为一种形式的保护。不过从文保志愿者了解的情况看，这次拆除的过程完全缺乏秩序，在现场参与拆迁的两个工人说，砖瓦大家随便拿，也没有人不让拿。

《文物保护法》中对于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是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样的数目和那块黄金地段的地价相比，和古建筑的文物价值相比，又算什么呢？

（摘编自 丘濂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拆除》）

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南北中

李凭

在摆脱野蛮进入文明阶段后，中华各地先民创造出绚丽的文化，随后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传播，进而汇聚在中原；经过凝结升华后，又从中原散发到东、西、南、北各方位。正是这种持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明不断丰富，从而在文化上表现为多样性，经济上表现为不平衡性，政治上则表现为追求统一性。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表现不一，便不断酝酿出种种社会矛盾。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就一直存在所谓东西南北中的问题，并且具体表现为文化区域的造就，经济重心的形成，政治中心的变迁。

中原西部的渭水流域是中华古人类与古文化的发祥地，可作例证的是蓝田猿人文化。但是，作为发祥地，它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因为还可以列举出元谋猿人及其文化、中国猿人北京种人及其文化，等等。中华古文明的形态是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的区域特异性是很早便形成的。不过，由于气候、物产相对适宜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更由于地理位置的适中，黄河中游逐渐成为文化文汇的中间地带。于是，黄河中游的文明程度逐渐突显，形成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的趋势，为后世所谓中原文化至尊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黄河中游地区，原本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文化。依靠军事胜利的推动与政治管理的成功，黄帝部落的文化在中原占据了上风。于是，以黄帝部落为中心的政治形式出现了。当然，这仅仅是黄河中游政治中心的雏形。然而这样的雏形是具有号召力的，后来从中华地域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分别发展起夏、商、周等王朝，就都以中原为根据地向周边拓展。北宋以前列朝，虽然兴起方位不同，但是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大多具有力图居中的趋势。不过，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在客观上会受诸如民族、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北宋以后，这些因素的影响更加明显，而在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重心的雯化。

中华大地的经济重心早先位于中原，隋唐之后南移至江南。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江南的经济确实有了长足发展；而在北方，虽然中原经济因战乱频繁而破败，但仍然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经济发展区域，那就是由黄河与太行山围拢形成的河北地区。东汉以后许多割据势力依赖河北的经济实力而崛起。北京能够成为元、明、清列朝的首都，就与河北的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当然，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未必是一致的。如隋唐时期，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向东北、东南转移，但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洛阳一线。为了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问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凿通了。从历代大运河走势的变化，不难看出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隋唐、北宋时期，大运河是途经开封的，这种状况有别于后来元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脱离，其弊在于运输物资要增加巨大成本，容易造成财政困难；但是也有其利，那就是迫使政治中心必须与经济重心密切联络，从而有利于对全局的掌控。

中华大地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引起东西南北中之争的关键。在炎黄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为东西之争；东汉以后，东西之争转化成南北之争。不平衡的经济会不断引发政治之争，因此就需要寻求平衡，而寻求平衡的过程会消耗巨大的社会成本。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与东西南北中的不平衡状态是密切相关的。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材料一

我国5G试验分为两步实施：技术研发试验，起止时间为2015年至2018年；产品研发试验，起止时间为2018年至2020年。作为全球拥有最多4G用户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在2017年已经启动5G外场试验，2018年将启动5G网络预商用试验，在2019年进行商用化规模试验，力争在2020年实现5G网络规模商用的目标。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7年中国5G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材料二

经历1G、2G时代的一无所有、3G时代登上舞台、4G时代基本并跑，5G时代，中国已成全球5G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5G市场。如今，中国正在加快5G部署，一些龙头企业也在5G技术和应用上取得阶段性突破。

运营商方面，中国移动在5G技术方面已经申请超过1000项专利，成立了5G联创中心，在全球建立了12个开放实验室；中国电信主导了5G国际标准立项30余项，将5G的技本特性与云计算、物联网等相结合，实现与垂直行业的跨界融合；中国联通成立了5G创新中心，发布16项5G相关产业白皮书，成立并推进了多个产业联盟。

设备厂商方面，华为已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已与全球42家运营商合作开启多张5G预商用网络；中兴目前已申请专利超过1500件，首创的Pre5G（通讯技术）产品已经在40多个国家60多张网络中实现部署部着；紫光展锐将在2019年推出5G芯片，实现5G芯片的商用，2020年会完成高端和终端全面产品布局。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2月7日）

材料三

据法国新闻社报道，在发展被称为5G的第五代无线网络的竞赛中，中国略微领先于美国。美国的无线网络运营商行业协会发布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自动驾驶汽车、远程医疗和其他技术所需的这种超高速无线网络系统的部署方面，美国落在了后面。美国应该加快引进5G技术，否则可能比中国落后一到两年，未来不再有其他机会。如果中国占据通信领域主导地位，那么他们将不仅获得技术胜利，也将获得政治、经济、军事胜利。

《亚洲时报》报道，在西方担心中国控制全球5G技术和基站设备供应之际，中国内地的工程师和利益攸关方已经在为下一代电信网络做准备。中国内地的大学和技术机构已经建立伙伴关系，将人才和资源集中起来，瞄准5G之后的下一个大目标，以便研发突破界限的6G技术。在2030年之前，第六代无线系统技术将开始改变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用户的日常生活，即便届时世界某些地区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的5G服务。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四

将来20%左右的5G设施，用于人和人之间的通讯问题，80%用于物和物、物和人，也就是物联网，像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到今年下半年，真正能够商业使用的产品，像5G的手机、5G的iPad，都会陆续投放市场。除了消费领域，国家还将加快5G技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领域的应用。

5G作为新一代的移动通信技术，将为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通信保障，将带来从单一领域创新向跨领域协同创新转变，由面向个人服务向面向各行业服务转变。5G是实现万物互联的关键一环，会引发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新平台，将催生众多新兴产业。正因为应用前景广阔，所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5G商用和加快5G商用步伐，这将有利于支撑服务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同时促进强大国内市场。

最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则要面向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面向所有行业，要建设产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要打造智能社会和智能世界。

（摘编自《中国日报》2019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