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文化强调“人类中心”不同，中国文化主张顺应自然，适应自然，重视“天人合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当然主张道法自然，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面前只能被动顺受，中国文化主张积极面对自然，发挥人的主动性。它认为虽然成事在天，但谋事却在人。孔子甚至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想事成，不努力肯定不行，但光靠人的努力也同样不够，必须做到“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更是表现在如何处理人的精神家园上。与其它文化将人的精神家园重心设置在彼岸世界不同，中国文化则是把人的精神家园放在此岸世界，认为只要努力，在现实世界中就可以实现精神圆满。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种“重人生轻鬼神”的修养方式自然更是一种充满现实精神的人文关怀。儒家强调“人皆可成尧舜”，主张只要认真修行，人人皆可达到“圣人”境界。不但如此，即使本源于印度的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也被改造得更有人文情怀。中国文化这些特点自然构成了其它文化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其难以逾越的屏障。虽然中国文化尊重自然，但它却没有形成一套如何尊重自然特别是在尊重自然的同时改造自然的办法。

其次，它奉行道德至上。儒家本是一套道德思想，它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倡以“仁义礼智信”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自汉武帝以后，它便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政治学说（即政治道德化）。与此同时，儒家的“礼”“序”观念也被本体论化，成为一种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世界秩序。从一般意义上说，将以“德”为核心的思想落实于全社会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充满温情与人情，因而最终也会使它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但由于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之中维护的是封建等级秩序，这也就导致其不可否定的局限。另外，将道德秩序用于管理社会似乎还有一定道理，但把它用于管理社会经济与政治就不得不说有明显弊端了，它必然会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政治建设。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导引出资本主义的。

再次，中国文化十分注重人的精神，儒家强调通过“养浩然之气”充实人的精神，佛教强调通过修行达到成佛境界，道家强调通过顺任自然达到自由逍遥境界。而它们之间又有互补作用，不同人都可从中找到精神修炼与充实方式。所以，有人用“拿得起”（儒家的“有为”）、“放得下”（佛教的“空”）和“想得开”（道家的“无为”）来比喻中国文化儒释道互补状况，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仅如此，中国文化更注重精神修养的社会关怀。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并把人格区分为“信善美大圣神”六种境界。道家强调清静寡欲，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佛教在讲修炼成佛时，也主张用爱心、慈心、同情心去关爱众生，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些无疑都是中国文化弥足珍贵的遗产。

（摘编自杨生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

听惯了“抬轿子式”的文艺评论，真实真诚的思想交锋之声，自然显得尤为珍贵。

如今，文艺创作繁荣，文坛和舞台均新作涌现。一些评论人反倒有些“招架不住”，相比于沉下心来写一篇文艺批评，他们更倾向于在各类研讨会间来回赶场。一本数十万字的小说尚未读完，虽能凭借“自身积累”和“长期观察”谈上一二，可其准确性与真诚度难免要打问号。“标签式评论”也屡见不鲜。一部新作甫一问世，评论人便急于贴上“当代红楼梦”“围城2.0”等标签。这样的标签自然夺人眼球，且不论作品水准能否与经典相媲美，时代的变化、作者的匠心，都被淹没在简单类比之中。

当然也不乏有“批评”的。可难免有人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好话”与“坏话”的比例，九句好话过后，奉上一句“挠痒痒”式的意见。拿某部舞台作品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文本内涵挖掘与人物表演塑造的关切少了，可是在那些“挠痒痒”的意见里，这里服装换一换，那里舞美色调亮一点等表面问题反倒频繁被提及。凡是建议，自有其道理，可其作为文艺批评的含金量无疑打了折扣。

长期被油腻的、应酬式的赞美包裹，创作者听不到真实有深度的文艺批评，自然对其日后发展无所助益。而缺乏掷地有声、言之有物的“声音”，无疑将文艺作品的价值拱手让位于市场营销语境的商品属性。一本新书出版后，在店家或书封等醒目位置永远绕不开成名作家、学者、商人甚至不相干网红的“联袂推荐”。精英对文学作品的推荐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被“畅销榜单”“知识付费产品”所替代。内容推介上，自媒体青睐“呕心沥血数十年”的励志故事，而展现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与深入体察时代特质的内容却不常有。

拔草

李娟

我们家自行车的全部构件只剩下两个轮子、一只坐垫、一副龙头以及连接物。连踏板都没有。至于刹车器，就更是奢侈物了。需要刹车的时候，只须把脚伸直，用鞋底在飞速运转的车轮上“嗞——”地蹭一下，车自然就会减速。如果情况特别紧急，则两只脚一起上。

有一次我妹骑车的时候，骑着骑着车链条掉了，并且掉得极不是时候——当时我们正在被两条大狗狂追。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穷凶极恶的狗！在阿克哈拉，最凶的狗一直都是我们家的琼瑶。可是和这两条狗相比，我们家琼瑶简直温柔极了。我妹的车链子不巧就在那时候掉了！她“啊——”地叫起来，两条腿蹬得飞快，面无表情，大汗淋淋。亏她车上还载了小山似的一堆干草，居然也没给狗扒掉。要是掉了的话谁敢回去捡啊？

家里养鸡，一养就是一百多只，还有五只野鸭子。小的时候还好打发，长大了简直跟一群强盗似的。我妹每天都要拔瓷瓷的两大编织袋蒲公英回来才够它们吃，加上家里打算再养只小毛驴，于是草就得拔得更勤了。每天拔回来的草都得晒干一部分，留作冬天给毛驴的草料。

到了一年一度的打草季节，牧民们纷纷从深山返回乌伦古河流域，为大畜准备冬天的草料。一辆辆打草的马车晃晃悠悠，满载而归。

我家没有草场，只好去草场里捡别人割剩下的。拉草的车经过的地方，沿途路两边的树枝多多少少会把垛得高高的草从车上挂下来一些。于是我妹就天天沿着打草的车辙走啊走啊，前面掉，后面捡。就是被狗追的那一次，我也跟去捡草了。去的路上果然捡了很多，我们细细拢一拢，居然有好几抱，便藏在路边灌木丛里，准备回去的时候捎上。

风很大很大，在高处呼啦啦地响。苞谷地如丛林一般，茂密地高过头顶，又如大海一般起伏。土路孤独地在这片海洋中延伸。走在这路上，像是走在消失之中。

我们每捡够一大抱的时候，就集中到一处放着，然后空手向前继续捡。这样，走过的路上每隔不远就垛着一堆，一路延伸得很远很远。

阳光灿烂，却下起雨来。真奇怪，雨从哪里来的呢？摔在地上有五分钱镍币大小，砸在脸上更是梦一样的痛觉。风呼啸着从天边奔来，苞谷地动荡不停。雨点有一阵没一阵地洒着，后来越下越大。天气炎热，风势不减。

又过了大约十来分钟，这场奇怪的雨才止住。土路上雨的痕迹瞬间就蒸发了，只留下一个又一个环形小坑。密密麻麻地、寂静地排列着，如月球表面一般寂静。自从打完草后，这条路很长时间都没人走过了。

这里的碎草更多，带刺的灌木丛中，铁丝网上，道路拐弯处，遗落得到处都是。我们不停地左右开弓，不一会就码了齐腰高的一垛。

这么多怎么拿得回去呢？我站在旁边想了又想，对我妹说：“分成四次，我们一人抱一堆走，两个来回就拿完了……”

我妹也站在旁边想了想，一弯腰，把那堆草整个儿抱起来就走……

我就只好跟在后面，一路上捡她身后掉下来的碎草。

今天的任务还早着呢，我们还得一人拎一条编织袋，走进林荫道对面的田野里去拔新鲜草。刚才的草料是用来储存到冬天的，而家里的鸡鸭还在等着今天的晚饭。

风依然很大。这样的天气最好了，没有蚊虫。在这样的大风里它们那扇小翅膀飞不起来，也就不用因为它们钻进耳朵而吓得要死，平常田野里很可怕，草丛中的蚊子跟云雾似的，一片一片地荡漾，还极均匀地发出嗡嗡不绝的重低音。所以才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啊。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涤荡，干干净净。

我们一人扛一只袋子往回走，迎风穿过这片美丽平坦的田野，远处的林荫道像是等了一百年一样。里面停着我们的自行车。

回到家，我妈说：“啧！今天捡了这么多！两个人一起干到底不一样啊。”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哪里哪里，我是去当啦啦队的。”

再说说鸡吃草的情景：这群死鸡跟债主似的，一个个上蹿下跳，脸红脖子粗，把五只可怜的野鸭子在脚下踩来踩去，根本靠不到食槽旁边。有的鸭子不知怎么的居然也在糟子边挤到一个位置，还没下嘴，突然看到左右前后全是鸡，立刻大惊小怪地尖叫着跑掉，四处乱跳，寻找同伴。不知鸭子为什么这么怕鸡，它们明明长得比鸡大。

这些鸡可狠了，从小就会啄人，疼得要死。由于嘴尖的原因，一个个特能挑食。鸭子就笨得不可思议了。每次都要等鸡们吃得神清气闲了，才敢蹭到槽子边上，而且还努力地装作不经意的样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忙不迭排成一条队逃跑。

其实鸭子有时也很令人烦恼的。我们在鸡棚里放了一只小铁盆给大家饮水。每次注满水后，它们总要跳进这方狭小的水域游上几圈过干瘾。游就游呗，可它们还要扎猛子。有时候这小小一盆子水里居然能挤进去三四只鸭子，把盆子挤得满满当当。明明一动都不能动了，却仍扭着身子假装游泳。害得鸡们围着盆子干着急，一口水也喝不到。

鸭子最有意思了，我妈叫：“鸭！”它们就“啊！”地回答一声。我妈要是叫：“鸭鸭！”它们就：“啊！啊！”我妈：“鸭鸭鸭！”它们：“啊！啊！啊！”

（有删改）

唐末五代以来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转型时期，“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丝路盛况不复存在。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与西夏的崛起有一定关系。

西夏王朝在公元十一世纪初攻取河西走廊，占据丝绸之路主动脉，这对陆上丝路贸易及西北地区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问题的实质并不只在于西夏占据了哪些地区，更在于西夏与周边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环境。宋夏之间的关系变化无常，一旦处于战事状态，双方都严格控制边地人员出入，无疑会影响丝路贸易。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夏时期诸蕃并立，呈现割据状态，但追求和平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东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始终继续，只是丝路贸易的规模、方式和路线发生了变化。

唐末五代以降，陆上丝路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曾主宰丝路贸易的粟特商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陆上丝路贸易的主体是回鹘势力。如西夏文献《天盛律令》卷7《敕禁门》中就有专门针对高昌回鹘、大食等地商人贸易的规定。回鹘商人还成为与中原政权进行朝贡贸易的主体，足迹遍及华夏中原与北方草原。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看，回鹘积极参与陆上丝绸之路已经超出了商业贸易范畴，扩展到文化交流的层次。一些回鹘商人迁居内地久留不归，《宋史·吐蕃传》记载大量高昌回鹘商人在鄯州进行丝路贸易，人数有几万之众。一些回鹘商人直接进入中原地区，以致宋朝廷还曾下过针对回鹘民众的“逐客令”。回鹘商人的迁入，带来了别具特色的异域文化。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的增多，辽朝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为丝绸之路的研究增加新的内涵。

西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辽朝沟通东西方的作用显著增强。辽朝控扼北方大漠，幅员辽阔，东起日本、朝鲜，西到中亚地区都与之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东西交汇，贯通南北”的地域特点使四方商品汇集在此，辽朝因此成为巨大的中转贸易市场。辽朝与西域诸族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这一点在《契丹国志》里有明确交代。辽朝还继承中原政权的朝贡贸易体系，诸蕃朝贡频繁，这与中原政权别无二致。

概言之，九至十三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由于辽朝等政权在丝路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并非简单的东西向交流通道所能概括，而是形成了巨大的丝路贸易网络，纵横交错，极具复杂性。阐明西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状况，可以看出，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一直未断，丝绸之路见证着东西方进行交往交流的客观需求，同时也为今天维护好、利用好这一条国际通道提供历史启迪和借鉴。

(摘编自杨蕤《西夏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