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二战反思

黄　晴

在人类的历史上，爱与恨、生与死，似乎是一个永恒的个人话题。在国家层面，战争与和平似乎也是一个永恒的社会话题。历史上，欧洲是近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源头，也是对战争的惨烈感受最深刻的地区之一，因而这里有着丰富的战争文化反思。

对一战，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春秋无义战”，只是新老强权之间一场“竞于力气”的战争；对二战，由于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反人类性质，便有了一种大是大非的分野，也有了更多、更深刻的战后思索。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思是与对文明、文化和人性的深层思索相联系的。以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例，从表层看，它以种族优越感为精神基础，以反犹主义为煽情手段；从思想特征上看，它具有神秘主义和非理性崇拜的特点；从深层看，它与西方文明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暴力推崇倾向有相当的关联。60多年来，欧洲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批判一直在进行，而且越来越深入，以至直指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某种缺失。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省具有一种全民性质。希特勒只是一狂热偏执的煽动者，但民众在狂热中迷失，在狂暴前怯懦，却是他得以登台的背景。历史证明，犯罪行为一旦披上一种“政治正确”的外衣，便是一场社会灾难。反犹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源之一，但在欧洲，反犹主义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文化。二战后，法国、波兰等国对此也进行过反思乃至道歉，说明反思并不是战败国的专利，而是人类对人性的再梳理和提升。据报载，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儿子找了一个犹太女友，这个犹太女孩竟遭多人羞辱，反映出欧洲种族主义文化的顽固性。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思，对历史的态度有一句名言：宽恕，但不忘记。一方面，在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关系史上，恩怨之事所在多有，如无宽恕之心，或会化为冤冤相报的“西西里式仇杀”，不知伊于胡底。另一方面，历史的事实和是非如不厘清，历史的教训如不记取，战争罪犯如不被绳之以法，不仅受害者人心难以平复，加害者还会图谋东山再起，悲剧还会重演。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思，也是一种良知的拷问，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重建。记得看过一个纪录片，二战后，法国出现了对通敌者的街头追打、游街、妇女剃光头之事，法国人对此也进行了反思：如果你反对纳粹，就不能仿效纳粹对犹太人的行事方式。正义的裁判是基于人格尊重的法律裁判，并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今天，在欧洲，人们已安享了60多年和平。但在世界范围并非如此。在二战之前和期间，犹太民族饱受磨难，流离失所；今天，在中东，另一个民族也在饱受磨难，流离失所。悲剧在角色转换后继续上演，令人长叹。60多年前的战争离我们并不远，导致战争和灾难的文化基因仍然存在，借用伏契克的一句话：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

（选自《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5月，有删改）

工匠精神是中国人自古及今、绵延百代孜孜以求的。早在《诗经》中,就把对骨器、象牙、玉石的加工形象地述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庄子》中的“庖丁解牛,技进乎道”、《尚书》中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以及贾岛关于“推敲”的斟酌,都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匠人精神。

古代中国曾是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商品出口国及匠人之国。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曾是世界各国王公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设立了“百工制度”,古代的“中国制造”闻名遐迩。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精确”的传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说法就是例证。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勘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比萨斜塔的倾斜并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精益求精，就连今人也定会坚大拇指。

《五杂俎》记载，明朝中期有一位木工蒯义，参与了紫禁城建设，最终迈上了工部左侍郎的岗位;王世贞《奔山堂别集》记载，成化年间的木工蒯刚，仰仗木工技术，官至工部右侍郎;嘉靖年间的木工郭文英因建造宫殿有功，走上了工部侍郎的岗位，而同期的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

中国古代工匠匠心独运,他们把对自然的敬畏、对作品的度敬、对使用者的将心比心, 连同自己的揣摩感悟，全部倾注于一双巧手，创造出令西方高山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曾侯乙编钟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总之，只有沉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才能真正做出匠心独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如今，尊重工匠的劳动，以良好的环境催生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才能使“工匠精神”绽放异彩。

少府和大司农这两大机构主要管辖着汉代的官办手工业，少府的收入归皇室，大司农的收入归国库。就其类型而言，主要有官府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两种。

官府手工业，是指汉朝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并直接为政府服务的手工业，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皇室，贵族及官僚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另一方面是向军以提供兵器武备等。因此、汉代的官府手工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市品生产，而是一种“专供生产”。就其经营管理来说，汉代的官府手工业又可分为中央政府所属的手工业和地方郡国所属的手工业两类。

中央政府所属的官府手工业，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西汉时负责供给天子及皇室之用的少府属下设有考工室、东织、西织、东园匠、尚方和御府等，其长官为令和丞。东织和西织，其下设有丝麻纺织工场，专门负责为皇室及责族制作祭祀时穿用的衣物服饰。

除了上述中央官署之外，西汉少府所属的内者，水衡都尉所属的上林和钟官，以及供工、内官、寺工、右工等也都设有官府手工业工场，制造铜器和漆器等。东汉大司农、太仆所属的书言府、虎贲官等机构也设有制作铜器的工场。

作为汉王朝官府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有工官为皇室和政府进行专门的手工业生产。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共设有八处工官。据汉长安城未史宫官署建筑遗址出土的骨签刻文及其研究可知，河南工官、颍川工官和南阳工官，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三工官”，主要负责铜器和兵器武备等的生产和供给。

汉代的官府手工业，除了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外,还有地方郡国经营管理的手工业，其产品主要供给中央和郡国的统治者使用，或用于装备中央和地方武装。

官营手工业，它不同于官府手工业的根本区别在于，虽然同样是政府管理和经营，但其产品并非只供给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经营”“专营生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盐官和铁官的设置及盐铁专营。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汉朝政府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煮盐和冶铁收归政府。盐铁不再由少府管辖，而是改由主管全国经济的大司农掌管，大农丞领盐铁事，在全国27个郡国设置盐官37 处，进行食盐的生产与运销，即盐官招募百姓制盐，并官收、官运、官销;同时，在全国40 个重要产铁的那国设置大铁官49处，铁官设令、长及丞，主鼓铸:“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销熔旧器铸新器；严禁私自铸铁、煮盐。

汉代根据不同的手工业门类设置不同的工官，进行专门的生产，最大限度地使生产专业化。当时尽管有综合性的工官，但最常见的还是专业性的工官，如河内工官主要制造弩机等兵器武备;颍川工官主要铸造铜器皿;南阳工官主要制造兵器;广汉郡工官主要制造铜器和漆器;设在齐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的服官，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制作日常生活及上朝所穿用的文绣服饰。

至于工官及手工业工场的内部管理，一方面采用“物勒工名”的做法，实行生产责任制，建立完整的质量监控体系;另一方面根据工艺流程进行细致的分工，以保证工匠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的质量，尤其在官府手工业工场中更是如此。

所谓“物勒工名”，是战国以来形成的一种手工业工场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郑玄注曰:“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就是说，在制成品上刻上工匠的姓名和监督管理者的姓名，表示对产品的质量负责，如发现有残次品和劣质品，即“功有不当”，则会受到严厉的追责和惩罚。至于工种的划分，则因手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异。这种“物勒工名”的做法和工匠的细致分工，在蜀郡西工的漆器生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蜀郡西工是汉王朝设在蜀郡(今成都)的一处工官,以生产漆器为主，兼及铜器和铁器的制造。蜀郡西工制造的有铭文的漆器，迄今已发现28件之多，充分揭示了蜀郡西工漆器的生产过程、工匠分工及质量管理体系。

也正因为如此，汉代官府手工业工场的产品做工精致、质量优良，形成了汉代工匠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朝鲜平壤石岩里丙坟汉式墓出土的一件水始元年漆盘,其口沿背面刻有锦文:“永始元年,属郡西工造,乘與髹渝画伫黄釦饭盘,容一斗,裂工广、上工广、钢妇黄涂工政、画工年、洀（pán）工威、清工东、造工林造,护工卒史安、长孝、丞□、據谭、守令史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