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其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文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龙是国家祥瑞。古人认为，大凡统治者能够顺天应时，天下就会风调雨顺，人寿年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此时便会有祥瑞出现，以彰显上天的满意和鼓励。这种祥瑞，种类繁多，大体分为嘉瑞、大瑞、上瑞、中瑞、下瑞5个等级。其中“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龙和麒麟、凤凰、龟、白虎同为五灵之一，是最高等级的祥瑞。在这里，龙又一次与国家政治有了关联。不过，龙的吉祥意义并非仅与国家政治相关，它也显现在普通百姓的民俗生活中。许多人喜欢用“龙”作为孩子的名字，更有些人将生儿育女的时间选择在龙年，以为龙年出生的孩子活泼可爱，生命力格外旺盛。此外，民众们还在陶瓷、竹木、建筑、玉石、剪纸、刺绣等各种工艺美术和实用设计中，创造出数不胜数的精美的龙图像艺术造型，而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飞凤舞、二龙戏珠、鲤鱼跃龙门等吉祥图案，都鲜明地表达出人们对吉祥如意、美满健康生活的向往和祝福。每当春节、元宵节来临，许多地方的人们还会舞起长龙，点亮龙灯；端午节期间则又开展龙舟竞渡的盛大活动。

至于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人们更愿意从事一些约定俗成的活动，以取得好兆头。比如人们会选择在这天理发，俗称“剃龙头”，预示着新的一年里能够像龙一样精神饱满，生机无限。

闻一多先生曾将端午节称为“龙的节日”。赛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活动。古时皇家龙舟的制作极为奢华，如南宋画院待诏李嵩所画《中天戏水册》中的大龙舟，头、尾、鳞、鬣皆雕镂金饰，舟上建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两舷各三桨，气势雄伟，金碧辉煌。龙舟竞渡规模亦宏大壮观，官员、百姓以至深闺少女都要临水观看。唐代诗人张建封有《竞渡歌》描绘其精彩场面：“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翰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端午节的真正起因应是辟邪消灾。“五”(午)是地支中中间的数字，因而被古人认为具有极盛的含义，盛极而衰，因而它又包含着不祥的因素，因此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汉代的很多古籍都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五月初五更是不祥，旧俗在这一天要将未满周岁的幼儿带到外婆家躲藏，称“躲午”，这显然具有躲避灾难的含义。端午节的一系列活动，如洒香汤(以艾叶、菖蒲煮水沐浴)、悬艾、缠五色丝、挂老虎素(用彩绸缝扎成粽子、辣椒、扫帚、布老虎等串以彩线挂于胸前)、饮雄黄酒、挂钟馗像等等，都以辟邪除祟为主旨。至于龙舟竞渡，当是祭神娱神、祈获保佑的一种形式。

吉祥瑞兽是龙的主要属性，却并非龙性的全部。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一种动物比龙更难以言说，没有一种动物的文化属性比龙的文化属性更复杂，也没有一种动物文化能够比龙文化更多样。在我国，对龙的认知、崇拜是多民族共同的事情。龙，这个主要由想象力堆塑创造起来的复合动物，千百年来已深深地扎根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它出现在皇宫朝廷，也出现在民宅陋巷；它现身于婚嫁场合，也现身于丧葬礼中；它舞动于街头，也张挂于家门；它被人们反复讲述，也被人们不断表演。龙有容九似于一体的包容大度，亦有兴云布雨、利物济人的奉献精神，它刚健有为，昂扬奋进，它仪表威武，不容侵犯……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是直觉的。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只要是进入审美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其美妙的境地。

（摘编自陈望衡《谈审美》）

材料一：戏剧的最初踪影，远不是戏剧本身。探求戏剧的渊源，实际上，就是寻觅古代生活中开始隐隐显现的戏剧美的因素。一切向着文明进发的原始民族都不会与戏剧美的因素决然无缘。但是，使戏剧美的因素凝聚、提纯的条件却出现得有多有寡，有早有迟，因此各民族戏剧形成的时间也有先有后。有的民族，戏剧美由发端到凝聚成体，竟会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有某些民族，戏剧美始终没有真正凝聚起来。

芬兰美学家希尔恩认为:戏剧，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它必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甚至是最晚才出现的。它是艺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这可能是文化高度进步的产物，因此它被许多美学家看作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后的形式。然而，当我们面对原始部落时，应该采取一种比较低的标准。最简单的滑稽戏、哑剧和哑剧似的舞蹈常常可以在原始部族那里发现，而这些部族往往还不能创造出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从戏剧这个词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它是所有摹仿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它在书写发明之前就有了，甚至比语言本身还要古老。因为作为思想的一种外在符号，原始的戏剧行为远比词语更直接。

（摘编自余秋雨《中国戏剧史•最初的踪影》）

材料二：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

（摘编自张宜昂《俯视与仰视——谈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

材料三：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此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材料同上）

材料四：

注：以上数据出自2018年国人观看戏剧的相关调查

（摘编自“搜狐网”）

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天仙配、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一个个好听的故事，构成了很多人儿时的记忆。一些故事被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但大量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因为讲述人的断代而渐渐失传。那些散落在祖国大地上的民间文学“遗珠”，若不能及时得到抢救整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个好听的故事，更是民族文化的根脉。

现在的人们似乎已不屑于听故事了。借助大众传媒，各色各样的新闻将故事遣回故事的家乡。人们不再对传统民间故事津津乐道了。民间口头文学为集体演述，民间口头传统通过参加者共同发出的声音，成为一条口耳相传的流动的传播链。口头传统在“声音”中获得生命。随着私人生活空间的出现，书写语言和书写活动变成“私语”，开始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如今的我们都热衷于个人的独创，养成了具有独白性质的思维习惯。我们再也不会重复口头传统了，再也不擅于在公共场合集体叙述同一个故事。我们已经进入到个人化写作的时代，强调一种创造性的书写行为，演述原本就有的口头文学不再为我们所能。

人们对民间文学的演述已不再是为了延续祖先的记忆或是传承口头传统，而是为了满足广大游客对异域说唱方式的体验欲望，游客总是在追寻天然的、本土的民间说唱和演述。民间文学演述的场景已不再是一个村落、一个寨中熟人的聚集，而是还有游客的参与。民间文学便成为向游客们兜售经过包装、并且易于吸引消费的展示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的直接支配之下，演述了什么便显得无足轻重。因为为了适应游客的口味，演述的内容被大肆加工甚至篡改，已远离了原本状态。民间文学本身拥有的固有品质只存在于当地人的记忆中。

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大多以“保护”为重，保护是活态的，即努力使民间文学遗产维持于生活状态，以口头演说及相关民俗活动为基本生存表征。但从传统民间文学的实际境遇看，一味强调“保护”似乎违拗了现实。民间文学传承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并非来自于“保护”，反而是“保存”。“保存”就是以实物、文字、图片、音像以及数字化的形式将民间文学遗产呈现出来，属于一种转化型的记录和记忆。尽管民间文学记录文本属于纯文学的范畴，但其毕竟于民间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特质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努力保存其应有的口传经验和集体经验，这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摘编自万建中《打捞失落的民间文学》《光明日报》2018年09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