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与乡土

李汉荣

 狗是大地上的古典主义者，骨子里最喜欢古老的乡土。喜欢白墙青瓦、桃红柳绿、鸡鸣鸟叫的村庄，喜欢传统农业，喜欢四季分明的农事，它虽然不解农事，但它一直试图理解并想加入农事，我们经常看到农人后面跟着一只或数只狗，它们或走在田埂，或卧于地畔，总是用尊敬、羡慕、求教的目光观察农人的耕作，虽然它的研究自古迄今似乎没有多少进展，但这至少透露了狗对土地、农业和农人的宗教般的崇拜。被一些浅薄人、势利眼一向瞧不起的朴素勤劳的农人，在狗的眼里却是真正的唯一值得崇拜的神灵:他们为什么就那样千年如一日地不辞劳苦呢? 他们为什么就那样能干呢? 硬是无中生有地在土地里发明出那么多好看的好闻的好吃的好喝的?它怎么花了千万年时间也看不懂学不会一点点呢? 农人不是神谁还能是神呢? 可以想象，狗的内心里一定汹涌着对农人的原教旨主义般的狂热崇拜。

狗不仅是坚定、虔诚的乡村古典主义者，也是热情、积极的浪漫主义者。它喜欢率性散漫、自由自在，喜欢通俗的狂欢，只要发现哪里有什么动静，它都会赶去凑凑热闹，并发表几句未必准确却也并非全然凌空蹈虚、不着边际的议论，在乡村的任何一个节日、聚会，以及婚嫁丧娶的仪式上，都少不了狗的身影，狗其实早已是乡土文化的一部分，是民俗风情里的一个鲜活诙谐意象和经典符号，天然地带着哲学和喜剧色彩。在许多场合，若没有狗的参加，就少了许多情趣、气氛和意味。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往事，值得一说。多年前深秋的一天，我和亲人住故乡坡地上安葬故去的父亲，当时云暗天低，我悲凄的心里也笼罩着无边的灰暗与虚无，觉得人活一世真是徒然，父亲埋了祖父，我埋了父亲，我的孩子以后又理我。世世代代就这样活下去也埋下去，最终把地球埋成一座万古大坟包，这就叫生命的意义? 这么想着，心就坠到一个深不见底的黑窟窿里了，那个叫作“死”的东西正在将我平日里用文字和诗句极力捕捉和显现的所谓生的意义全部捉拿走了，只剩下了存在的虚无和生存的徒劳……在这时，我看见了跟随出殡人群赶上山来的邻居家的那只名叫“黑黑”的黑狗，它从附近苞谷地里奔跑出来，在我们身边刚成型的坟头转了一圈，低着头好像记起了什么，不时瞅瞅我们显然比往日阴沉得多的脸，然后，走到离坟不远的坡梁，蹲下来，很沉默的样子，忽然，它汪汪叫了几声，又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妥而很快静下来。我于是开始留意它，心绪也渐渐从那个无底黑窟窿里往上浮出。我首先看见了它那同情的目光，我同时看见了它身后那层层叠叠的大巴山的峰峦，而在峰峦的上方，是云雾散去后渐渐亮开的无尽苍穹。苍穹之上，有一些鸟飞过去，又有一些鸟飞过来，像在天上开运动会，或举办以云彩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而在乌影的右上空，一弯白昼的月亮现出淡银色的括弧状轮廓。月亮此时仍在为天空值班，那么，月的后面，毫无疑问还排列着无数的星星和星河，等待着出场，或者它们无须出场，它们一直都在现场，在它们的车间、田野、广场和书房里，一直都在那里注视和沉思，一直在分担着什么，分担宇宙安排给它们的工作，也分享在分担中所体验的一切快乐和不快乐，以及生荣死哀。想到这里，我竟然泪流满面了，啊，此时，我面对的这一切，这忧伤的狗、无言的远山、月儿出示的括弧(括弧暗示着什么? 或等待填进去什么?)，以及那暂时隐逸于白昼后面的无尽星群、无穷时间和无限空间，这一切，都在分担着它们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在分担着我的命运，分担着属于我的生的压力和死的哀伤。 是的，此时呈现的天地万物和苍穹宇宙，都在笼罩和帮助着小小的人间，都在帮助我减轻灵魂的负袒! 想到这里，我流着泪的心里，竟有了一种细微然而却来得很深的温暖，有了一种比死的背景更广阔的生的慰藉，有了一种比所谓的诗意更广阔深邃的难以名状的宇宙意识和生命况味。

是那只忧伤的狗，及时向我提醒了，在父亲新坟不远的地方，在我们头顶，还存在着值得感念的这一切，这辽阔、永恒的一切……

  (摘自《散文》2017年第6期)

所谓家集，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汇辑了家族历代成员著述的特殊文学总集。科名累世的家族，会将其先辈的制艺、朱卷等搜辑成集以彰显荣耀，还可“用诏后人”，起到示范、教育的功用：有的家族整理家集不限于采选诗文，而是将一族的文学及学术成果辑为丛书，内容丰赡，体现家族积淀：有的则在家集中专收某一特定文体，这种集中性地创作与搜集，突出了家族的诗文创作理念。这些不同的家集形态，令家族文学传承的可能性变得多样。

家集的文献材料虽是采于家族历代成员，但要纂成一集，自然要有一人或几人来谋定体例。因此，家集虽然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结晶，但同时也会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正是在家族整体与整理者个人的双重影响下，清代家集才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

清代家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对于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清代家集在地域分布上不平衡。据统计，江浙两省仅占省数的lO%，但家集数量已超全国的半教。在同一区域内，“声气相求”，家族之间或仿效、或竞争，很容易就形成了某种风气，这或许还能反映出家集的编纂与清代文学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关联。家集并非为“仅一个家族可见的朋友圈”，家族与地方风气、地域流派有频繁的互动。同一地域流派（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的家族之间相互仿效，唱和、题跋，形成超越姻亲谱系的地缘与血缘、学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家族文学和地域文学的创作与传承。故而在文学研究价值外，家集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与和平”，还可以揭示该背景之下家族成员如何推进文学的传承。

家集中所描绘的家族生活图景，或如“青灯伴子”“闺中唱和”“儿侄夜读”“兄弟酬唱”“卷轴自娱”等，常常会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并对家族文学的一脉相承而感动。就目前可得见的家集刻本而言，以道光至光绪年间数量为丰，尤以光绪朝为最，这并非说明战乱促进了家集的繁荣，而是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后人们对家族文学传衍的断裂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因此大家纷纷搜文理稿，整理家集，以盼能保存旧籍、继往开来，将书香风雅传承下去。

（摘编自《清代家集与家族文学传承》）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依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不同的监察制度体系。在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监察体系，但也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对官员进行监督纠察的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官僚制度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在秦代，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格局。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唐代的监察机构形成了更严密的三院制，这种体制一直沿用到明清。对地方的监察制度，秦代也已形成，郡一级派有常驻的监御史。汉武帝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监察区，设刺史负责监察之责。唐代对地方的监察由察院负责。明清时期，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派出巡按地方的官员称巡按御史，其权力相对较大，有“便宜从事”之权。对政府部门公务进行经常性的稽查和监察，开始于唐。到明清时设六科给事中，其主要取责为对六部公务进行稽查、监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它对调节统治者内部关系、保障统治机器正常运转、澄清吏治、保障国家职能的实现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分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特点，可以总结出其中蕴涵的智慧。

监察网络覆盖面广。在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监察制度不仅覆盖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门监察，如巡仓御史就是为监察仓库而被特别派出的。这些监察制度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实践中对于纠弹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的实施等都体现出比较突出的制度功效。

对监察官吏要求较高。严格监察官选任、规范监察官行为是贯彻实施监察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历代选拔监察官首先要考察其道德品质，监察官必须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刚正不阿。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再者，监察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此外，监察官必须严格依法监察，如有失监、漏监或贪赃枉法，则加重处刑。如《大清律例》规定：科道官受人馈送、收人财物，以及买卖多取价利，较其他官员罪加二等处罚。御史纠弹要有实据，不得闻风言事，对于捕风捉影者予以制裁。古代监察官很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比如，汉代中央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和京畿地区的监察官在朝会中都有座位。元世祖也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

注重监察立法。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定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随意超出法律范围行事。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包括训典、宪纲、六科、五城、各道、稽察、巡察和通例八类，内容十分完备。这也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重视法律作用的表现。这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这一土壤，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智慧》）

“互联网+”正在极速转向“人工智能+”时代。中外学者往往用技术“爆炸”“奇点”“革命”等来描述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的扩张速度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英国学者卡鲁斯·蔡斯指出:“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技术奇点。对于人类来说，这有可能是惊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一刻。”而全球大众传媒似乎主要在渲染“灾难性”一面。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当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思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尊严正在被机器“冒犯”。除了“思想（哲学）”外，在AI引发的艺术文化生产革命中，这种尊严也正在被“冒犯”：电脑自动作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AI也可以作曲了……这其中的“现象级事件”似乎应该是微软AI机器人小冰竟然开始作诗，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

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尊严被冒犯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本能反应——对于闯入文艺创作领域的AI，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生产主体，尤其是艺术家，目前的总体情绪大抵就是如此，这从他们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抵触可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卢德谬论”。“卢德谬论”是发展经济学中的观点。19世纪，蓝领工人认为在生产中应用自动化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失业率增加。现在这一观念又在人类与AI的关系中得到了更加直观的呈现。

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是人常有的另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恐惧与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会深刻影响我们对于AI的认知。这种复杂的情绪很早就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充分利用，生产出一部又一部智能机器人威胁乃至取代、毁灭人类的科幻大片。近年来，随着AI的爆炸性发展，有关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索菲亚等的商业噱头在大众媒体上疯狂传播，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AI的恐惧和抵触，放大了对AI认知的“卢德谬论”。

艺术家普遍认为，没有“情感”的冰冷机器所生产的“艺术品”，无法触动人的审美情感并引发心理审美反应，因此不具有欣赏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反思，会发现不少问题。假如没有情感的“自然”所“生产”出的景物能引发人的审美参与，那么由机器创作的“艺术品”未必就不能与人类进行审美互动。根据“图灵测试”原则，一个人和一台拥有智能的机器设备被隔开，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随机的提问交流，如果超过三成的测试者不能确定对方是机器设备，那就代表了这台设备拥有“人类智能”——这种图灵测试也可用来

对   AI所生产的艺术品进行测试，以证明AI机器是否具有审美智能。AI可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或心理反应，其所生产的艺术品也能相应地引发人脑神经或心理的审美反应——这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质疑当前AI的思想或艺术创作能力，但是应该明白，AI还处于“婴幼儿”期，其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具有无限潜能，尽管在其成长过程中还需要人类提供帮助。

面对全球对AI的认知状况，只有人文主义情怀是不够的，科学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文化理论研究大有可为。

（摘编自刘方喜《从“机械复制”到“机械原创”：人工智能引发文化生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