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城市，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称谓。在我国古代又有都城、都下、京师、京华、帝京等多种称呼，1927年以来则习惯称为首都。虽然在我国“首都”这一名称出现较晚，但对国家都城的建设和经营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核心的首都观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都城应位于“天下之中”，是中国古代首都观的基本内容。按照《周礼》的说法，天下之中所在地，就是夏至时八尺之表影长为一尺五寸的地方。因为天地合于此，四时交于此，阴阳和于此，为百物阜安之地，所以最适合建为国都。史载周成王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邑，对此，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建都于天下之中，居中而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核心原则和历史传统。后来的王朝虽然各有其都，但总是将其宣称为天下之中并努力将其营造为天下之中。比如明清时期分别在北京城外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上修建改建了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作为郊祀的场所，通过四郊的确定将北京城置于“中央”的位置，进一步突显了天下之中的地位。

象天法地、象天设都成为营建国都时的一个重要法则。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在修筑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和范蠡修建越国宫城时均已采取象天法地、象天设都的法则，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也都按天象布局。象天设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象征着国都和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包含着对德治天下的期待。诚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首都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汇聚多种礼仪场所的祭祀重地。《周礼》提到营建国都的理想模式时也说一定要有祭祀场所，即“左祖右社”。从实际情况来看，秦朝及西汉中前期以前，祭祀场所并不集中在都城，而是分布在广泛的区域，皇帝需要长途巡行才能完成祭祀活动。汉成帝初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提出应当重视都城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于是在长安南北郊营建了祭祀天地的场所。这种将最重要的祭祀场所集中于国都的做法，大大提升了都城在国家祭祀制度中的地位，首都的神圣性和特殊性得到进一步的塑造和彰显。

首都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在古人的心目中，国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祭祀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明代梁潜说：“京师首善之地，万国之表。”这里的首善，一方面指最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尤其是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方面达到一种比其他地方都要良好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指首先好，即国都在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建设方面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面。为此，古人特别强调应该率先厘正国都的风俗，提升国都的道德水平，使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选址于天下之中，象天设都，京师为祭祀重地、首善之区等构成了中国古代首都观的重要内容，其中既突出和塑造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与威望，也体现着古人对中正和谐的崇尚，对首善有序的追求。

(摘编自张勃《中国古代的“首都”观》)

给后花园点灯

董桥

香港阴雨，台北晴朗。飞到台北，公事包上的水渍还没有全干。心中有点感伤，也有点文绉绉。公事包不重，记忆的背囊却越背越重，沉甸甸的；二十多年前的波罗面包、绿豆汤、西瓜、排骨菜饭、牛肉干、长寿牌香烟、大一国文、英文散文选、三民主义、篮球、乌梅酒、《文星》杂志、《在春风里》、黑领带、咔叽裤原来都给二十多年烈阳风霜又晒又吹又烤的，全成了干巴巴的标本了，现在竟纷纷幻起来，眨眼间复活的复活，还原的还原，再版的再版，把中年风湿的背脊压得隐隐酸痛；止痛片止不住这样的舒服的酸痛。

感伤的文学，文绉绉的乡愁。薄暮中漫步敦化的南路附近的长街短巷，深深庭院变成摘星的高楼，但是，琼瑶的窗外依稀辨认出琼瑶的窗里；于右任的行草舞出“为万世开太平”的线装文化；金里描红的风铃摇晃出唐诗宋词元曲；仿古红木书柜上的一盆幽兰错错落落勾出墨色太新的笺谱。台北是中国文学的后花园：商业大厦里电脑键盘的噼啪声掩不住中文系荷塘残叶丛中的蛙鸣；裕隆汽车的废气喷不死满树痴情的知了。

郑愁予诗中的诗人于右任死了，郑愁予却在武昌街化作童话里的老人……就在这样古典的气氛里，林文月的十六岁儿子问妈妈说：“这个暑假，我想读《唐诗三百首》好不好？”妈妈打着哈欠说：“当然好啊，但是千万别存心读完。”“哦？”“因为那样子会把兴致变成了负担。”那个深夜，儿子还问妈妈说：“你觉得进入理工的世界再检修人文，跟从事人文研究再兼修理工，哪一种可能性较大？”妈妈说：“研究理工而兼及人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那种心情应该是感伤的”，读来“却反而觉得非常非常温暖”，像林文月到温州街巷子里薄暮的书房中看台静农先生那样温馨：“那里，台先生也刚失去了一位多年知交。我没有多说话，静静听他回忆他和亡友在大陆及台北的一些琐细往事。仿佛还记得他把桌面的花生皮拨开，画出北平故居的图形给我看。冬阳吝啬，天很快就暗下来。台先生把桌灯点亮，又同我谈了一些话。后来，我说要回家，他也没有留我，却走下玄关送我到门口，并看我发动引擎开车子走。我慢速开出温州街巷口，右转弯到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的交叉处，正赶上红灯，便煞车等候信号志指示，一时无所事事，泪水竟控制不住地突然沿着双颊流下来。”

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堕落。没有文化乡愁的心注定是一口枯井。经济起飞科技发达纵然不是皇帝的新衣，到底只能御寒。“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境界还是应该试试去领会的。聪明人太多，世间自然没有“信”之可言了。方瑜说：“有小偷光顾台大教授宿舍，教授们灯下开会商量对策，议论半天最后达成协议。不久，宿舍大门口挂起书法秀丽的一块告示：闲人莫进！”多么无奈的讽刺！多么有力的抗议！经济、科技的大堂固然是中国人必须努力建造的圣殿，可是，在这座大堂的后面，还应该经营出一处后花园；让台静农先生抽烟、喝酒、写字、著述、聊天的后花园。

鬼节那天，计程车司机说：“该到基隆去看。那儿最热闹，善男信女在水上放纸厝^①，有好多灯！”灯是传下来了，暖暖的最相思，最怀旧，像红豆，点在后花园里也好看。

注：①纸厝，用于寄托哀思或消灾解厄的金银纸屋。

汉服的复兴

汉服，指的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而并非单指汉朝一朝的服饰。其基本特点是褒衣大袖，右衽系带。《易传》里说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炎黄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虽不敢说是黄帝创制了衣冠，然其必然也对服饰作出了一定的规范与要求，可以认为上古是汉服真正的起源之时。此前的汉服，称为衣冠，华服。直至清朝入关剃发易服，汉服在主流社会中消失，汉族失落了自己的民族服饰。

汉服，汉人两个词语，都存在着先表示朝代，而后扩大概念至汉族的过程。如《汉书》：“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指的是汉朝服饰，即《周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而如《辽志》中所言，“国主与汉官即汉服”中的汉服，指的则是汉人的服饰。是因为汉朝时国力强盛，华夏人的概念逐渐被汉人取代，华夏衣冠也逐渐被称为汉服。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屈原在《涉江》中提到的“奇服”便是汉服。屈原是楚人，而汉朝之兴与楚地有莫大关系，汉代服饰的曲裾绕襟袍便源自于楚地。除了曲裾，秦汉时的直裾绕襟袍，魏晋时的裤褶服，隋唐的圆领袍衫、齐胸襦裙，宋明的褙子、道袍、袄裙等，都成为了现代汉服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汉服在宽大飘逸、灵动脱俗的基本风格之下，演绎出数百种款式，其中既有汉文化体系的自然更替，也融合了“胡服骑射”等其他民族的风格。在现代的复兴运动中，同袍们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易于复原考据的形制加以普及，形成了现代“不论朝代，只论形制”的汉服体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汉文化熔铸百家、包罗万象的特点。所以现在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汉服，不一定是汉朝的服饰，也不一定是哪一朝哪一代的款式。汉服并不为任何一个时代局限，又可以在任何时代拥有自己的生命力。

如今全国大大小小的汉服社团正以迅猛的速度开枝散叶，汉服爱好者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早期汉服复兴者多是以网络宣传、理论研究为主，年龄层次上也以已工作或在校大学生为主。近年来研究方向则越来越向考据服饰方面发展，也逐渐吸纳了很多其他年龄层次的人，甚至一些汉服爱好者的父母也在儿女的影响下参加汉服活动，穿汉服庆祝传统节日。依据对汉服的理解程度，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汉服爱好者，也即已接触汉服，对汉服有一定了解，认同汉服复兴的主要观点与理念；二是汉服生活者，即将汉服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三是汉服复兴者，主要进行理论研究或服饰考据，或负责引导社团、举办活动，较大范围地复兴推广汉服。

汉服运动的主要途径可归纳如下：通过公共事件将汉服置于舆论焦点，将汉服作为各种传统节日的礼服，借助或设计礼仪场合以突出汉服的礼服功能，组织线上活动，从事汉服生产制作。同袍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并不局限于汉服，而是积极拓展至礼仪、音乐、舞蹈、香道、茶道等亟待复兴的传统文化，这也正是汉服复兴的初衷所在：始自衣冠，达于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