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诗歌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即“诗言志”这个命题。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概括起来，也还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正是诗歌的这种本质，决定了它可以普遍地感动人心，同时也决定了通过它可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社会效果。

白居易这种思想的核心，显然是以《礼记》和《毛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观点。但是，白居易终究生活在唐代，而不是生活在先秦和汉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美学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不可能不对他发生影响。他在论证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作用时，和孔颖达一样突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性，这就是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居易从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大前提出发，引出一个结论，就是统治者应该允许并且鼓励老百姓把心中的喜怒哀乐之情抒发出来的。白居易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就是他说的“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这是为他的“新乐府运动”提供理论论证，集中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根据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基本思想。白居易对梁、陈以来的诗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是六义尽去矣。”唐诗也一样，李白诗被他砍得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杜甫的诗歌被他砍得只剩下三四十首。李、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别的诗人了。

白居易批评的主旨是反对诗歌创作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要求每一首诗都要有政教美刺的寄托，否则就一概加以排斥，就有点太偏激了。

（选自《中国美学史大纲》，有删改）

①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备有形的实体，不可捉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存在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存在于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②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的心理状态。用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然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即使有时这个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做后盾。惟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才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向往，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③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它超越不出文化传统。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民族如何能存在，一个社会如何能稳定，一个国家如何能巩固。

④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传统中某些成分会变得无处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苿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分。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漸进的，不会一蹴而就，即使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⑤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变化自己的内容。大体上说，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姻、交通、贸易、侵略、扩张等原因相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而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需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成为传统中的一个新成分，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然未必面目全非，却让人觉得很陌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节选自《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在2010年之后进入2．0时代。”在日前由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艺术学院与腾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游戏领域的转化与创新”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分享了一组数据：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2010年以后所有跟数字技术相关文化类上市公司，增长速度都达到20％至30％。

在张晓明看来，传统文化产业主要呈现三大特征：第一，发展速度从2004年到2010年平均23％以上的年增速下降到高于国民经济5％左右，进入“平台期”；第二，产业内部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很多传统文化行业领域发展速度下降；第三，平台公司出现导致市场结构呈现重大变化。

“这种形势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出现了大规模数字化趋势。”张晓明认为，全国有可移动文物1亿多件，不可移动文物75万件左右，但收藏文物的文博机构的展出率全国平均仅为2．8％。“数字技术为这些文物‘活起来’提供了全面解决方案。所有文物，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声音，都可以数字化，可以实现任何人在任何地点接入任何文化内容。”

（摘编自《传统文化产业渐入“平台期”大规模数字化趋势明显》，“光明网”2019年3月7日）

新技术手段已经深入影响文化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催生文化生产新业态、新生态。例如，2018年用户已超4亿的中国网络文学，成为影视文学最大，且受到海外读者追捧。另一方面，“网生代”文化消费行为与审美趣味也不同于前代人，喜欢在更多元互动的沉浸场景中获得体验。文化创造者要利用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营造虚拟场景，丰富充实传统文化空间，创造出可广泛共享的产品，为公众提供沉浸式的文化参与体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和更大影响，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还比较少，缺乏像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伟大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文化新趋势，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人民日报》2019年2月26日）

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借助“互联网＋”的春风“活”了甚至“火”了起来。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加速网络化建设，目前开发的“掌上故宫”“每日故宫”“故宫展览”等每天点击量超过100万次，让文物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通过网络领略故宫的壮美。

如果说“互联网＋”让更多人撩起传统文化的门帘，那么，如何使更多人热爱传统文化，为传承、传播传统文化贡献力量，成了互联网与文化融合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为此，不少专家提出，要借助互联网将文化更广泛地融入生活。记者注意到，近年来，网络表情包、直播、短视频等纷纷重点打造传统节日的相关内容，在刷爆朋友圈的同时，也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2018中国文化消费指数”显示，文化产品内容是消费者最期待改进的方面，同时表现力、传播力也得到较多关注，而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的出现恰好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需求。

不过，业界专家提醒从业者，网络文化的创新发展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吸引眼球上。曾繁文直言：“文化产业应以‘内容为王’，而内容环节应该向专业化发展，尤其是在大众对于高品质文化产品需求日益旺盛的情况下，创意能力和制作水平将会成为‘生死线’。”

（摘编自《“互联网＋文化”：新平台 新生态 新发展》，《中国文化报》201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