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死亡的话题时，以为文学似乎与当代社会进程无关，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网络语言控制信息的今天，谈论文学的意义要旨。

首先，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为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有屈原，《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证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即理想。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人们通过阅读，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

其次，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而在官方律令和文学之间，可能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广泛一些，比如《史记》甚至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

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而我们在阅读中，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的价值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再次是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当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可能显得不可思议的时刻，文学往往可以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自己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射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作者曾凡，选自2008年8月《人民日报》，有删节。）

26日，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彭有冬在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国际会议暨亚太森林组织十周年回顾活动上表示，中国森林恢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森林面积达到2.08亿公顷（1公顷=15亩）；人工林保存面积达6933万公顷，居世界首位。中国还将继续推进森林恢复和可持续发展，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加快构建以林草植被为主体的生态安全体系。

近年来，得益于中国、越南大规模国土绿化和植树造林，亚太总体森林资源快速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但仍面临着淼林过度开发、质量下降、经营粗放、森林退化等挑战。2008年中国倡议成立了亚太森林组织。10年来，该组织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经营，已发展成为亚太区域森林恢复经验总结、推广和示范的平台，区域林业交流合作深化的纽带，助力林业人才交流培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

（摘编自《人民日报》）

（摘自“新华网”）

在我国生态建设和造林绿化战略布局中，西北干旱地区既是造林绿化、改善生存环境最为迫切的地区，也是构建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关键地区。

有人认为，沙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合大规模造林绿化，质疑沙区造林绿化的成效。对此，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表示，我国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布区气候情况很复杂，自然恢复要园地制宜。如果完全靠自然力恢复，我国的沙漠是治理不了的。

“近年来，我们的造林绿化理念一直在转变。要树-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能够自然恢复的不要人工干预，自然恢复不了的一定要人工干预。”张建龙表示，治沙实践说明，有一些地方确实不宜栽乔木，但以此否定人工措施防沙治沙是不客观的。

专家指出，在植树造林中，还要树立发展近自然林业的理念，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态度经营森林，使森林达到一种接近自然的状态。

（摘编自《光明日报》）

2017年，各地各部门组织动员多方力量，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和国土绿化，全年完成造林736万公顷，森林抚育830万公顷；从国家层面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造林26万公顷，累计下达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任务282.7万公顷，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造林固沙19万多公顷，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工程造林99万公顷。各地启动实施一大批造林绿化工程。北京启动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山西实施吕粱山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环京津冀生态屏障建设、通道沿线荒山绿化和重要水源地治理等四大重点工程。各级领导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积极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为适龄公民履行植树义务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在城乡建设中加强林荫道路、立体绿化、绿道绿廊和郊野公园等建设。公路绿化和运营铁路沿线防护林带建设力度加大，新增公路绿化里程计5万公里，运营铁路绿化里程达4.7万公里。河渠湖库周边、水利工程沿线绿化1229公顷。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和教育、石油、石化、冶金等系统，广泛开展富有特色的绿化美化活动。统筹推进重点区域、典型地区的森林城市建设工作，深入开展森林城市、森林乡镇、森林村庄建设，国家森林城市总数达到137个。稳步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中原、关中一天水等六大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各地加大乡村绿化力度，乡村绿化覆盖率和绿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摘编自《人民日报》）

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生遭际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均早年丧父。五四文学之所以在他们手里得到确立，与其丧父经历有一定关联。

父亲的死亡，意味着由父亲所承载的社会权力出现了缺失，这极大地改写了家庭的内在结构，“子”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的生存压力，自主地规划未来人生，这便为其逸出父权在场时所规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父权缺失固然是为“子权”的张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环境下，所承继的依然会是父权的衣钵。晚清社会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强力冲击，其自我封闭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会依然如故地运行着，人们的观念也会周而复始地传承；至于上层社会主动地去推动社会变革，更是不可想象。面对外在挑战，晚清政府开始对社会进行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便是为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会规范而不得的情形下，提供了子权张扬的历史物理空间。

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的实施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导下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受到了人们头脑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还依然牵挂科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中断，这迫使人们认同并皈依国家体制所主导的新式教育，迫使传统的士大夫抛却了既有的知识谱系和道德体系，并由此开启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序幕。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胡适，之所以留学美国，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相较而言，那些一直在父权主导下的读书人，则没有像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那样，可以顺畅地实现自我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在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枕亚，尽管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其父权始终规范制约着其人生疆域，甚至于他连婚姻也无法自主，更遑论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变革了。

父权的在场固然限制了子权的张扬，但父权的缺失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子权的凸显。如有一些传统的读书人，其父权尽管存有缺失，但他们并没有在父权缺失的缝隙中，通过新式教育完成自我主体的确立。在近代小说创作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李伯元，尽管也有丧父之痛，但由于他并没有接纳新式教育，更没有完成对西学的认同，这使得其创作出来的“谴责小说”依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

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创建主体挣脱了父权藩篱的束缚，这的确是他们得以完成历史性蜕变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