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中华文化里成就较高，在整个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的一部分，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诗歌里。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因为“诗”在中国艺术中占有着特殊地位。从“诗经”到“楚辞”再到“乐府”，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再到现代的自由诗，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却始终占据着中国艺术的主导地位，并渗透到以后出现的其他艺术形式之中。无论何时，都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由于传统中，人们将“意境”作为一切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目的，而诗词更重意境，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诗歌无处不在，无处不用，它的精神主宰着中国艺术的整体精神。凡有人烟处，皆有诗歌：喝酒、行酒令，说的是诗；奏乐、起舞处，唱的是诗；挥刀、舞剑时，吟的是诗。如果说，艺术的发展总是以“人生”做基础，总是激励人们思考生活、批判生活和指导生活的，那么诗歌便指导着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我们追求诗中的理想境界，感悟诗里的人生哲理，不论是低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是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们都能从诗词中领悟生命、从诗词里关照人生。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与西方语系相比，汉语的精炼美妙是不言而喻的。汉语在词汇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也会因声调不同而带来不同的色彩。更何况诗词讲究对仗、平仄、押韵等音乐性的特点，所以诗歌具有音韵美，和谐美。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但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感受乃至存在方式。诗词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展现，中国人自古就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

古代中国，无论是自发的艺术创作，还是自觉的艺术理论，都没有将感性和理性割裂开来。这使中国文化长于实践理性而短于思辩理性，而西方文化偏向理性。例如，传统的火药不是依据化学方程式配制出来的，而活字印刷更不具备理论科学的特征。在雕塑、绘画、书法、小说，甚至园林艺术方面，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人一开始就不以纯粹科学的手法来摹仿自然，不以纯粹客观的态度来再现生活，于是，无论是雕塑、绘画还是小说或书法，总有一种“气韵生动”的美学效果，都达到了一种“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而意溢于海”的精神境界，而在戏曲文化和园林艺术上，总让人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实现了一种“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审美理想，实为一种登峰造极的艺术形式。

青苹果和熟苹果 （有改动）

盛洪

⑴亚当·斯密认为，人与其它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有交换倾向。他在《国富论》中说：“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它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显然，交换的前提是占有。我用此物向你交换彼物，就意味着，我承认，在交换之前，彼物是你的，而此物是我的。

⑵分清彼此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一个三四岁的儿童也知道哪些玩具是他的，哪些不是。父母购买和亲友赠送都是自己对玩具的所有权的合法。人类很早就通行劳动原则和占先原则。前者比如谁打的野兽归谁，后者比如先迁移到某地的部落拥有对该地的所有权。但人类并不总是能很好地解决产权归属问题的。比如，若干个人如何分配他们共同捕获的野兽，相邻的部落如何划分它们之间的“领土”。如果不能分清彼此，后果是什么呢？

⑶在一个假设的情境中，有一棵无主的苹果树，在这棵树旁住有两个人。问题是，如果这两个人都想从这棵苹果树上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结果将会怎样。答案是，他们俩谁也吃不到熟苹果了。因为这棵树没有产权归属，所以谁要想获得更多的利益，谁就要尽可能地摘更多的苹果；但对方也是一个“经济人”，他也会这样做。若要在摘苹果的竞赛中超过对方，就要更早地去摘苹果，但对方也会这样做。结果，摘苹果的时间会越来越早，以致苹果还未成熟就被摘掉了。谁要想等到苹果熟了再摘，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在产权没有划分清楚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只能吃到青苹果。

⑷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美国的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人类从狩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过程。在狩猎社会中，野兽和野果是没有产权归属的。谁先捕猎或采摘到就归谁。谁的打猎技术好、工具先进，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野兽。这样就刺激了打猎技术和工具的发展。

⑸但这样一来，随着打猎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全社会中可打的野兽就会越来越少。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部落，野兽又是没有产权归属的，在成年的大野兽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人们就开始去打未成年的小野兽。因为如果某部落的人遇到未成年野兽不打，待到它成年后，未必就会成为自己的盘中餐。

⑹这样下去，野兽就会全部绝种，因为没到生殖期的小野兽如果被消灭了，就不会有新的小野兽了。与此同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社会也会崩溃掉。农耕社会和畜牧社会的出现，使人类避免了灭绝的命运。驯化野生植物，于是出现了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于是出现了家畜。

⑺农作物和家畜的优点不仅是它们比野生动植物更易生长，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排他地拥有的动植物。没有其它部落捕猎和采摘的威胁，人们       可以从容地等到这些驯化了的动植物成熟，         愿意投入劳动精心照看。由此看来，农耕社会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实现了部落之间排他的产权划分；它通过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⑻毫不夸张，道格拉斯·诺斯称之为“第一次经济革命”。我们的祖先也从未低估过这次革命。在中国，人们把发明了农耕技术的人称为神农氏。他在当时，是部落的首领，在后来，是神。这说明，人们从未仅仅把他当作技术创新者，还视他为社会领袖。

⑼小则吃不上熟苹果，大则毁灭社会，看来在产权上分清彼此实在是太重要了。不仅如此，产权不清还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冲突。

⑽为了一块矿产，为了一条河，为了一片林子，两个村、两个地区之间可以刀枪相见。如果这样的情况放到国与国之间，就更糟糕了。海湾战争的起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油田在地下是相连的，并且向科威特倾斜。伊拉克认为它吃亏了，但又没有提出可行的划分产权的办法。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伊拉克竟诉诸武力。这场战争，导致了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⑾假如我们找到了划分产权的方法，假如我们消除了产权上的纠纷，人类将会比现在幸福多了。熟苹果毕竟比青苹果好吃。

①隋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进士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唐高宗、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参加进士科考试被认为是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等。

②唐代取士由地方举送中央考试，称为乡贡。被举送应试的人通称为举人。唐人常说“举进士”，例如韩愈《讳辩》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意思是应举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这种人在唐代就称为进士。韩愈《送孟秀才序》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就是指当时应举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说的。唐初设有秀才科，不久即废，但是唐人后来仍通称应进士科考试的人为秀才。

③唐代中央主持科举考试的机关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称为知贡举。唐人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同榜的人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称为题名会。宴会于曲江边的亭子内，称为曲江会。又遍游名园，以同榜少年二人为“探花使”，探采名花。唐人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称为前进士，还要参加吏部“博学宏词”或“拔萃”的考选，取中后才授予官职。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其后以博学宏辞，授集贤殿正字”。白居易进士及第后，因为取中“拔萃”，所以授秘书省校书郎。韩愈虽然进士及第，但是由于应吏部考选未中，未能得官。为此，韩愈以“前乡贡进士”的名义三次上书宰相求仕。

④以上所说的进士、明经等科通常每年都举行考试。此外唐代还有所谓制举，这是由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据说是要选拔特殊的人才。无论取中进士、明经等科与否，都可以应制举。考期不固定，科目由皇帝临时决定，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文辞秀逸科，风雅古调科等等，前后达百十种。这些称为制科。唐代博学宏词科本来也是制科，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以后改为吏部选人的科目，每年举行考试。宋代制举恢复博学宏词科。

⑤宋代最初也以进士、明经等科取士。宋神宗时王安石建议废明经等科，只保留进士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而改试经义，此外仍考论策（后来也间或兼考诗赋）。礼部考试合格后，再由皇帝殿试复审，然后分五甲（五等）放榜，授予官职。

阅读是永恒的，载体却不断更新。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商家不断推出新的电子书阅读器，努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中国的简帛、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到今天的电子墨水屏，人类的阅读载体不断演进，不变的却是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

经典作品的魅力，并没有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而消散。相反，阅读方式和载体的丰富，让人们可以更轻松地接触经典。近两年，中国互联网界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风起云涌的“知识付费”。通过缴纳费用，用户可以收听收看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各种知识讲座，甚至可以让专家为自己答疑解惑。诸如《傲慢与偏见》《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这些被认为“高冷”的文学经典，通过这一方式收获了大批听众。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开拓出一个巨大的文化和阅读空间。对中国来说，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和“文化大众”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精神诉求。这个数量以千万级计算、以4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的人群，和知识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正面遭遇，产生了核爆级的知识需求，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的主力军。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为他们提供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优质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刚需。

有了大众的参与，阅读将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静穆的思想活动，还将是一项动态的文化生产。一部作品从诞生到成为经典，就是“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参与和拣选，成为一项大众文化事业，体现出专属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经典的谱系。其实，已经进入经典谱系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通常也和大众有着亲密的关系。简·奥斯汀的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前和之后，都是很多英国家庭晚饭后的谈资；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拓荒人，结束一天的伐木后也会读上一幕莎士比亚；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听老人摇着蒲扇讲《三国演义》的情景，又填满了多少个夏日黄昏？正是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之中，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绵不绝的经典作品。

因此，我们阅读经典作品，也要以优质的创作、精纯的阅读、大众的文化参与，成就今天的经典。前段时间，美国一杂志网站刊文介绍中国作家金庸。文章称他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大约相当于《哈利·波特》加《星球大战》。这一评价是看中了金庸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今典”的价值。当然，“经典化”的过程难免泥沙俱下，大部分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都成了泥沙。这就需要大学、知识群体以及负有文化责任的媒体做出引导，让年轻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以更高质量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精神视野。

书林新叶催陈叶。移动互联时代，知识正以裂变般的速度更新，人们期待更多经典作品。今天，我们阅读前人经典，更要成就当代“今典”。技术发展赋予我们时代的读与写更大的开放性，需要我们好好把握，善加运用，让久远的经典面目可亲，让优秀的当代作品脱颖而出。

（摘编自2018《人民日报》《阅读经典，成就“今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