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培养不能舍本求末

郁喆隽

《论语》：“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孔子的话提出谈论“孝”的两个重要方面：“孝行”与“孝心”。有了孝心自然会有孝行；换言之，孝行是孝心的自然流露与结果。孝心是本，孝行是末。

近日媒体报道，某学会近日启动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主要针对4-6岁儿童，辅以考评、证书和跟踪等手段，计划5年培养百万孝子。此举恰恰是在培训儿童短时段的孝行，而忽视了长时段的孝心培育。此外，在该工程的推广和宣传中，充满了大工业时代的词藻、语汇和思维。它自身好比是一个批量生产孝子的流水线，而那些儿童孝子就是它的产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保质期有多久。

孝的教育应当培育“孝的精神”，即把“孝”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内在化到青少年心灵中。而那种将教育视为工程的技术思维，仿佛将“孝”视为人的一个“插件”，通过短时间的“加工”即可外在地获得，并且终身有效。这种教育理念上的偏差，导致该工程从一开始就有舍本逐末之嫌。没有孝心的孝行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将“孝心”还原成“孝行”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恰是这个时代鲜有孝子的深层原因。

社会化理论指出，由特定机构，如学校、培训机构执行的狭义教育，只能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起到很小的一部分作用；很多其他环节，诸如家庭、亲友、邻里、社区、媒体等广义教育，都可能对青少年的社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社会化的偏差。单纯狭义教育不是培养出“孝子”的充足条件；只有广义教育的每个环节都对了，才能培养出“孝子”。这类似于所谓的“链条原则”——链条的整体强度取决于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当链条被扯断的时候，断裂的永远是其中最弱的一环。

社会学家们普遍认为，家庭对社会化的作用是最大且不可替代的，因此被称为“首要社会化”。从近几年的案例来看，家庭恰恰是上文所述的培养孝子过程中最长、也是最为薄弱的一环。今年3月，刚下飞机的男青年汪某因为母亲不能向他提供留学日本的费用，在浦东机场拔出两把尖刀刺伤母亲，后被媒体称为“机场刺母案”。庭审中汪母表示，自己为了工作需要长期出差，与儿子的沟通出了问题，而且平时也不注重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可以说，可怜人也有可恨之处，汪母既是受害者又是其子行为失范的责任人。培养孝道的主要领域是家庭,家庭中的示范、榜样对青少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孝道之所以能延续，其实质乃是好的父母与儿女相处关系在家庭中每一代人身上的重新体悟和建立。以此观之，由某个家庭之外的机构来执行“孝子培训”，不仅在其有效性上值得怀疑，而且有越俎代庖之嫌。

公域（社会机构）对私域（家庭）的直接干预本身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副作用”。一个外在的孝道规范，将抑制每个家庭直接参与对“孝道”的现代诠释，从短期来看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干涉了家庭的自主性和孝道的可持续性传承。

笔者无意质疑“孝道教育”在这个时代的必要性，但要时刻注意“入门须正”和“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道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节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有人说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就是《史记》的“刺客列传”，而刺客的流行，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兴起有关，他们解决身份焦虑的方法之一，是当一名刺客。

《史记》中的五位刺客并不以刺杀谋生，而且明明知道刺杀后自己多半也活不了，为什么还愿意做刺客？《史记》中对此的交代是，公子光“善客待之”。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春秋末期，“士”的阶层正在兴起，这个新兴阶层很独特，自我认同也很矛盾，“我到底出于社会阶层的哪一层？”“我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观？”士很焦虑。而刺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士看到了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的路径。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后面三位，春秋时期的豫让，战国时期的聂政、荆轲，他们都凭借刺杀而青史留名。

豫让为历史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他十分强调自己士的身份，非常希望通过士的职业来自我实现。雇主对士的认同，一方面是认同其技能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认同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价值。雇主的认同对士来说很重要，重要到可以以死相报，这种报答显然已经超越了职业行为，达到一种社会道义的层次。

魏国人聂政的表现就更加明显。聂政为什么要替一个陌生人报仇，连人家给的黄金都没收？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报答知遇之恩。聂政和豫让不同，他没有固定老板，而是一个游士。他在街头卖狗肉的时候，严忡子以礼相待，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更像一场交易，我想你帮我做事所以才对你好。但聂政不这么想，他自觉地用知己来解释这个过程。对无根的游士来说，他需要从与自己交往的上层人士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就像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公子光对他说，你死了之后，你的家庭我来照顾，我给你母亲做儿子，等等。公子光的话很有水平，他等于在告诉专诸，你替我行刺，你就会成为和我同阶层的人，这让专诸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意义。

荆轲作为刺客这一行的明星，雇主燕太子丹的地位很显赫，行刺对象更是无比尊贵的秦王，堪称那个时代最高层次的一次刺杀。和前面四位刺客不同的是，荆轲不只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而到了一个更高的社会价值，毕竟，他是为了六国和苍生，一不小心就要改变历史走向的。

在刺杀前，樊於期和田光就主动献出了生命，为刺杀增加筹码，这让独来独往的刺客这次成了团体作战。再加上临行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个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就有了多感官的塑造。司马迁力图把荆轲的刺杀行为纳入到历史和美学的逻辑框架当中，从而使荆轲能超越作为职业的刺客群体，成为历史的英雄。

司马迁对刺客的描述充满了赞美，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职业心向往之。或许他心里想过千百次刺杀汉武帝，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又担心极端行为和价值观会对社会带来冲击，所以，无论如何，荆轲可以被欣赏，但注定是悲剧。这些载入历史的刺客，慷慨当歌，已经一去不返。

（蒋肖斌《〈史记〉中的刺客：新兴士人阶层的身份焦虑》，有删减）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　刘良恒)　在3岁幼童周周即将被渣土车卷入车轮下的那一刹那，年仅12岁的小女孩周美玲奋不顾身地飞奔过去，从车轮下救出了他，自己却因此身负重伤。

在雷锋家乡长沙市，“小雷锋”周美玲的这一事迹被人们争相传颂。

5月22日傍晚，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戴公桥村，美玲吃完晚饭陪妈妈胡金华出门散步。

当走到一个丁字路口时，美玲看到小男孩周周正横过马路。不巧的是，一辆满载砂石的大货车正由西往东疾驰过来。周周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眼看就要被大货车撞上。

就在这危急时刻，美玲飞快地冲向路中间，奋力将周周往回扯。两个人摔在一起，她紧接着用力将周周推向路边。周周被推到安全地带，躲过了一劫。

此时，渣土车司机已经紧急刹车，可巨大的惯性让车子停不下来，撞上了来不及爬起来的美玲。

当晚7时许，美玲被紧急送到了中南大学湘雅附一医院。晚上12时，进入手术室。经检查，美玲的左腿部分肌肉与骨头基本脱落，神经、血管、肌腱严重受损。

美玲妈妈和在痛苦中呻吟的美玲都坚决不同意截肢。于是，美玲开始接受一次次漫长而又极其痛苦的“炼狱之旅”。一直守护在旁的美玲爸爸周炬表示，每一次手术都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但是这个坚强的孩子都挺过来了。

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美玲的腿终于保住了。回忆起那惊魂一刻，她说：“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当时根本来不及多想。我不去救，小朋友就没命了啊。”

很多长辈、邻居、同学都说，美玲救人不是一时冲动，这孩子平时一直尊老爱幼、关心同学，有一颗美好、善良的心。

美玲家条件一般，妈妈无业，爸爸在外打工，一家人挤在两间很小的平房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但在美玲房间的墙壁上，整齐地贴着的26张奖状，清楚地记录了美玲刻苦努力、奋发向上的成长轨迹。

村民周正鑫说：“美玲的母亲胡金华虽然读书不多，大道理不会讲，但是她是出了名的热心肠。美玲的爸爸周炬也是出了名的厚道人，他勤劳能干，开过饭店，搞过装修，做过司机，不管村里哪家有事，只要一个电话，他二话不说就赶去帮忙。”

这样的家风熏陶，让周美玲养成了良好品性。“她从小就很懂事，每天帮父母做家务。她成绩很好，经常辅导邻居家小伙伴做功课，小孩子都喜欢黏着她。”邻居周燕说。

班主任老师左利辉说，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美玲从没申请过助学金，她说要把有限的指标让给其他更困难的同学。学校组织爱心募捐，她还比大部分人捐得多。每次集体劳动，她总是扛下脏活累活。有个女生从外地转学过来，跟不上课，美玲用课余时间帮同学补课。现在，那个同学不但跟上了学习进度，前不久数学考试还

“就在她救人3天前，她还被学校申报为茶亭镇‘学雷锋标兵’，全镇只有2名教师、3名学生获得这个荣誉。”左利辉说。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长沙晚报网(记者　朱敏)　节奏明快的音乐、色彩明艳的造型、1分51秒的时长……记者昨日获悉，由市文明办全程指导、雷风侠工作室精心创作的《“雷锋家乡小英雄”美德少年周美玲》动画短片日前新鲜出炉，生动还原小美玲救人事件的始末。

“湖南长沙是雷锋的家乡，在这里，雷锋精神滋养着万千成长中的青少年儿童。12岁的周美玲就是这万千美德少年中的一位。”短片一开始，这位身穿红裙子、头扎双马尾、佩戴鲜艳头花、扑闪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小姑娘，脚步轻快、笑容可掬地为抱小孩的妈妈让座，给老人捶背，课堂上踊跃回答提问，老师、家长们都向她竖起大拇指。

随后，音乐节奏变得时而深沉，时而急促，5月22日的救人故事开始了。小美玲和妈妈走在路边，忽然身后轰隆隆地疾驰而来一辆渣土车，美玲和妈妈赶紧避让，而这时，小美玲却看见马路中间有一个3岁多的小男孩，浑然不知危险来临！此时，渣土车已经刹不住车了，千钧一发之际，小美玲冲向路中间，用力将小孩往回拉，仓促之间，两人摔倒在地上，小男孩压在了小美玲身上。小美玲用力一推，小男孩滚到路边的安全地带，而小美玲却来不及爬起，被渣土车撞伤。

短片的最后，小美玲对孩子们说：“其实我也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才冲上前去的。我们应该学会远离危险，这样才能更好地成长，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选自长沙晚报网，有删改)

红网长沙讯(潇湘晨报记者　刘少龙　通讯员　黄辣　罗闻)　“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我却只能透过窗户看到一个小小的角落，而且唯一能看到的小角落每天呈现的都是同样的景象。”见义勇为的“小英雄”周美玲在湘雅医院骨科5病室度过了52个日夜，经历了5次大手术之后，7月14日，潇湘晨报记者从湘雅医院获悉，小美玲终于能够转入康复科病房，开始下一阶段的康复训练。

与刚入院时的境况截然不同的是，如今的小美玲精神渐好，气色红润，并且已经能够坐起来，同时还可以进行抬腿运动了，而她也迫不及待地等着同学们来接她出院的那一天。

获悉“小英雄”即将转入康复科，湘雅医院院长孙虹教授第一时间来到骨科病房看望小美玲。面对院长伯伯再次带来的问候，小美玲在感动之余，也将一大早写下的感谢信亲手交给了孙虹院长。

与东北大米比，南方大米无论品质还是口感皆稍逊一筹。按理东北大米会比南方大米卖得好，可调研发现，东北大米在南方连销售都很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的解释是:南方水稻一年种两季，产量相对高；东北水稻一年种一季，品质好但产量低，价格相对高。因此，国家粮库一般不收储东北大米，南方消费者购买不多。然而泰国“茉莉香米”价格高出东北大米很多却在南方卖得好，此为何故？有人的答案是:泰国香米特征明显，而东北大米与南方大米的样子差不多。由于消费者对大米的差异无法识别，为了避免中计，他们不得不将价格锁定在自己认为合理的水平上。可卖家总比买家精，对卖家来说既然大米优质不能优价，当然也不会将优质大米卖给消费者。有的粮商便在东北大米中掺入南方大米，或者用陈米冒充新米卖。几年下来东北大米陷入了“价格越低供给品质越差；供给品质越差，价格越低”的怪圈。这就是市场出现的所谓的“逆选择”现象。

如何避免市场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有人说，必须让要卖双方之间信息对称。此在逻辑上肯定没错；问题是很难做到即便能做到，所付出的交易成本也会非常高。我认为，逆选择起因于信息不对称，但关键却在价格锁定。我曾撰文讨论过格雷欣定律，大多数学者认为，“劣币驱逐良币”是人们关于金银货币磨损的信息不对称，其实不然，金银货币的磨损程度明眼人一看便知。货币市场出现逆选择，真实原因是货币磨损而法定价格不变。既然劣币与良币的价格（购买力）相同，劣币当然会充斥市场，良币会被储藏、退出流通。同理，国内大米市场出现逆选择，归根到底也是价格锁定。大米品质不同，价格一旦被消费者锁定，粮商则别无选择，也会先卖出质量相对差的大米。由此看，要改变市场逆选择，就必须打破价格锁定。

价格解锁经济学提出过两个办法:一是商品按质定价。比如将东北大米按品质分为甲、乙两等，甲等定价每斤7元，乙等定价每斤5元，由消费者自主选购。另一方法是价格歧视。它指对同一产品按不同需求价。一般地讲，低收入者追求经济实惠，高收入者追求消费品质。正因为人们需求层次不同，卖方才有可能实行价格歧视。价格歧视虽不同于按质定价，但两者可以结合进行:将东北大米分为甲、乙两等，若再引入价格歧视，甲等每斤可提至10元；乙等可降至4元。当然这只是卖方定价，价格高低最后还要看买方能否接受。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卖方若希望优质优价，就得主动采取差别定价，若自己不拉开价格，价格就会被消费者锁定。价格一旦被锁定，市场将不可避免出现逆选择。

（摘编自王东京《“东北大米”现象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