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人发出“文学死亡论”时，他们往往找错了可能导致文学“死亡”的“杀手”。现代电子技术，不会导致“文学死亡”。你看，在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上，我们照样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纸质书的式微不会影响文学的生存，文学在新的阅读载体上照样活力四射。

那么，谁会成为“谋杀”文学的“元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能顺藤摸瓜，看清谁会摧毁和步步侵蚀文学赖以生存的命脉。在提供我的思考答案前，先请看一则数据资料：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则在未来的200年灭绝。语言的灭绝速度，比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还要快。几乎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黄成龙博士介绍，中国有12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等。如果语言仅仅靠口头代际来传承，那么它的活力则是非常微弱的。掌握语言的人离世了，如果后人无人会说，那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认为，人类语言的价值要比鲸、金字塔、亚马孙森林这些肉眼可以看到的人类遗产要重要得多。因为“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也许一千个人对文学会有一千种理解，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也曾赋予文学各种使命和功能。但我觉得，迄今尚未看到哪一种表述能够触摸到文学的那个核心的功能，或者说文学应该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的理解来自上面关于语言消亡状况介绍资料带来的心灵震撼。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之舟。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对文学的核心价值作如此表述：文学是使一个民族语言保持持久生命活力和魅力的重要载体。

汉语言文字的起源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论证。但说汉语言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它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语种之一，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从古到今运用文学这个载体把它的魅力一次次推向极致和巅峰的伟大文学家？请记住那些为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先贤：……孔子、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司马迁、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这些灿若星河的名字，是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功臣和民族英雄。

常常被我们引用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表述，有高尔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最接近我的表述的一种定义。但在高尔基这里，语言成为文学创造的工具，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论述，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可以视作文学实现自己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个表述也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文学的核心功能。“文学是人学”，对小说这类能够表现复杂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文学体裁可能是适用的，但对诸如诗歌、散文等并不以研究人、表现人性的深度为优长的文学体裁并不适用。王小波先生说：什么是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其余都是他妈的。“好看”，这是文学的最低门槛。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免谈文学的更高品质。更不用说抵达文学的内核。

在明白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时，我们就清楚了诸如文学如何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文学如何直达人的心灵？文学如何表情达意？文学如何从“小我”进入时代的“大我”？这些都是实现文学核心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非文学的核心价值本身。

一位文学的大师，毫无疑问应该是语言的大师。前些日子，在老屋整理过去的书籍资料，无意间翻检到很早购买的一本林语堂的散文集，就随手翻开其中的一篇《鲁迅之死》读起来，虽然以前读过，再读时仍然津津有味。林语堂先生那种深厚的国学功底，炉火纯青、挥洒自如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都从一篇小小的短文中发散出来。其实，无须作更多的论证，当代某些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比差距究竟在哪里，一看就明白了。林语堂先生可以算那个时代的“一线代表”作家之一，更不用说与处于那个时代巅峰的鲁迅先生了。顾彬先生曾经不无刻薄、但也是一针见血地建议“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有必要重新学习他们的母语”。当年梁启超敢于承认：“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今天，有不少可以出若干卷文集的作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吗？

现在该回到本文的起始，回答那个问题：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粗鄙化以及像伊塔诺·卡尔维诺批评的“随意地使用语言”，用非文学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从根本上割断文学作品的“命脉”，摧毁、颠覆它在维护一个民族语言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核心价值。君不见，长期以来一种假大空的文风对文学产生了何等的伤害？如果大家都把文学作品写得跟工作报告似的，让人读了昏昏欲睡，那么，文学离真正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

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

“我干任何事情，我要有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我们搞的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

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就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还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变强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击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抹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激情岁月——郎平自传》，有改动）。

排球协会一个又一个的电传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

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

（选自《郎平的眼泪》，有改动）

被捕

罗广斌 杨益言

“江姐！”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江姐一转眼，便瞥见一个瘦长的人影，闯进门来。啊，这人是甫志高，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长袍，比送江姐上船时瘦了一些，装束也朴素了一些。他一见到江姐，嘴角上便露出一种惊喜的笑意。“江姐，我找了你好久。”甫志高四边望望，脸色略显慌张：“我有要事找你，这里没有外人吧？”

江姐犹豫了一下，便招呼对方走进堂屋。她不明白甫志高为什么到这里来了。

“支援农村工作委员会派我秘密送来一批军火，要马上派人去下货，最好你也去检查一下。”

江姐沉默地听着，看看甫志高，没有答话。

“老许同志亲自派我送来的，余新江病了。”

“余新江病了？”江姐审慎地问。同时，她注视着对方回避躲闪的眼睛。

“他患了斑疹伤寒，进医院好久了。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重庆最近的情况如何？”江姐忽然问。

“你离开重庆以后，各方面工作变化很大。”甫志高笑嘻嘻地回答着，仿佛他对情况十分了解，江姐想要知道的事，他都说得出来。

“最近有同志被捕吗？”江姐打断了他的话。

“没有。”甫志高故作镇定地回答，并且反问：“你从哪里听到这样奇怪的消息？连我住在重庆都不知道，这完全是谣言！”

“哦——”江姐淡淡地说：“没有人被捕？我还担心同志们的安全嘞。”江姐又随口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老许亲口告诉我的呀！”

江姐问着，心里却在盘算，这处联络站的地址，是许云峰不知道的。

甫志高又急切地提出要求：“江姐，车上的同志们正等着我们的人去搬运哩！”

“好。”说着，她找出纸笔，一边写着纸条，一边说道：“你把这封信送上华蓥山，山上便会立刻派人来运军火。”

“上山的路，我不熟……”甫志高嗫嚅着，不敢接江姐递给他的纸条。

“你不是本地人吗？出城去一条大路，就上山了。”江姐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不过，”甫志高狡辩道：“新来乍到，我的行动容易引起注意。”

江姐不再勉强对方。她走到旁边，拿起梳子静静地重新梳理她的短发。

甫志高心神不宁地在堂屋里走来走去。他斜眼瞟了一下，江姐仍旧默然坐着，脸上毫无表情。他娓娓动听地谈起来：“江姐，我真感谢你的帮助。你在重庆临走时教诲我的话，至今我也不敢忘怀。我一定永远遵循你的教导，为无产阶级光荣伟大的不朽事业献身……”

“住嘴！”江姐脸色一变，鄙视着甫志高，厉声问：“你到底来干什么？”

“你——”甫志高猛然后退一步，眼珠转了转，又露出伪装的奸笑，迎向前来。“我送军火来的呀！”

江姐一挺身，昂然站在甫志高面前。“你想搞什么鬼？”

“我好意来看你，请不要误会。”甫志高强自辩解着，一步步退向墙角。

“原来是你带领便衣特务……”江姐盯着甫志高陡然变色的脸，她缓缓地，但是斩钉截铁地说出几个清清楚楚的字：“无耻的——叛徒！”

“叛徒？我叫叛徒？”甫志高咬咬牙，阴森地冷笑着。干瘪的嘴脸，现出凌厉的凶相，一再后退的脚跟突然立定，声音迅速一变：“党给了我什么好处？凭什么要我为你们卖命？哼！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可是现在，老实告诉你，我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哼！我要抓完……”叛徒一步步逼上前来。他伸手一摸，乌黑的手枪，突然对准江姐的心窝。“举起手来！江雪琴，我今天到底找到了你！”

江姐轻蔑地瞟了一下枪管，她抬起头，冷冷地对着叛徒狰狞卑劣的嘴脸，昂然命令道：“开枪吧！”

叛徒一愣，仓皇地朝后退了一步。江姐立刻迈步向前，一步，又一步，把紧握手枪的叛徒逼到墙角。江姐站定脚跟，慢慢抬起手来，目光冷冷地逼视着不敢回视的叛徒，对准那副肮脏的嘴脸，清脆地赏了一记耳光。

一群便衣特务，冲进门来，惶惑地张望着。叛徒躲在屋角，一手握枪，一手捂住热辣辣的瘦脸发怔。

江姐不再说话，伸手披拂了一下自己的衣襟，凛然跨出堂屋，迈开脚步，径直朝洞开的黑漆大门走去……

（节选自《红岩》，有删节）